漫漫小路--杨先举八旬回眸
主 人 公：杨先举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1936年09月26日
出 生 地：浙江省鄞县
兴趣爱好：写作、书法、下棋 
生活态度：勤以补拙，俭以养身；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座 右 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本书涉及事件年表
1952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入经济计划系农业班读书
1953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后易名为工业经济系）研究生班就读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毕业，留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1958年——和妻子董华蓉结婚
1966年——在大连工矿车辆厂搞社教
1970年——在北医三院行针刺麻醉下胃大部切除术
1971年——就职于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医一院、北大医院）医疗组任副组长，后任党委、革委会办公室主任
1974年——就职于北医一院眼、耳鼻喉、皮肤科，任三科指导员，党支部书记
1977年——重回母校母系任教；到一机部的生产调度局搞均衡生产，与有关老师合作写有关均衡生产的书
1978年——重新执教后第一次授课（北京经济学院《生产作业统计》）
1979年——被授予讲师职称；参与撰写、主笔《机械企业生产作业的计划组织与控制》一书一机部出版；去全国各地授课，或讲《生产作业统计》的课，或《生产管理》的课
1980年——参与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工作；合著《案例教学法介绍》（主笔）一书，内部出版，该书是国内首本此类书籍；去全国各地讲企业管理案例教学的课；《机械企业生产作业计划组织与控制》（主笔）社会本出版
1982年——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兼职编辑
1984年——与李世俊、覃家瑞合著《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出版，获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第二届社科全国优秀畅销书，引起强烈地社会反响，在大陆16次印刷该书，发行量达35万册，相继有英文本、香港本、台湾本出版，台湾本是在1995年出版的，改名为《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合著，主笔）一书出版；任工业经济系部门工会主席
1986年——被授予副教授职称
1987年——《经营战胜策》出版
1988年——《兵法经营十谋》出版，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特等著作奖，河北企业家协会企业管理论著优秀著作奖；被河北省企业管理协会聘为顾问
1991年——母亲去世；任工经系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一职
1992年——《现代企业管理学》（两人合著）一书出版
1994年——去台湾出席由台湾成功大学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老子与企业管理》一书出版，1996年该书出台湾本，改名为《老子管理学》；《工商企业管理案例》（合著，主编）一书出版
1993年——被评为教授；退休；
1996年——回老家省亲
1997年——《企业文化新绿》出版，该书获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六届入选作品奖
199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教学督导员
2000年——我70寿庆
2002年——《孔子管理学》一书出版
2005年——《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三国管理学》三书出版
2008年——《韩非子说故事》一书出版
2010年——八十岁大寿；回宁波故乡省亲；祭奠父母；探故里；去九江看望小弟家；《向韩非子学管理》出版；写《漫漫小路》
2011年——《向诸葛亮学管理》（两人著，是通编定稿者）、《四子管理学》出版；《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出日文本
目录：
一、序
二、家乡、家居、家中亲人
三、泰桥余家外婆家桥
四、恋情婚情泰山深情
五、童年求学革命之路
六、劳动社教北医工作
七、传道授业汗洒杏坛
八、科研涂鸦格子情结
九、讲课写书退而不休
十、探亲下棋健康快乐
十一、张灯结彩八旬寿庆
十二、尾语
序
人活着，走着路，走着路就有历史。
    我走着路，漫漫羊肠小道记录着我的历史。
    历史是昨天的记述。有昨天才有今天，然后才有明天。历史是为明天服务的，愿我明天活得更美好。
人的一生要走着活，不要躺着活。走着活，自强不息，奔向有意义的一生，我以此作为生活目标努力着。躺着活，图舒适，得过且过，碌碌无为，浑浑噩噩，做懒虫。更不要做倒行逆施的事，成历史的罪人。
    人活一生总应该给社会留下些贡献。人是两手空空地走到人世的，最后也是孑然一身地离开人世。但是，在人的历史中必然会做了一些什么。这个做着些什么，绝不会是空无所有的，要给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才对。
    有人说，人生如梦。这话不全对。梦是虚幻的，人生并不虚幻。但此话也昭示我们，人是要做梦的。做个好梦，好梦如画，经过努力，将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圆好这个梦。
    在历史中，打盹不好，打盹只会做梦。学习好，工作好，学习、工作好才有可能做好梦，圆好梦。
    春花谢了，秋月落了，但历史亘古不变。它告诉着你春花何时开得最盛，秋月何时照得最明。
    在历史中，工作是其必然内容。工作就是实实在在地干。为了我们精彩的人生，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去做好工作。没有艰辛，将一无所获。
    孔老夫子说：“逝者如斯夫”。孔子感叹时间在飞快地走，感叹历史的无情。但是，我认为昨天虽然过去，今天依然存在，明天的美好可以期盼。至关重要的是要珍惜历史，自省昨天是非，把握今日光阴，攀登明天巅峰。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我们应该把握生命中的分分秒秒，写好这个历史。为此，我们需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让我们抓源头，抓活水，注重实干。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是历史的基石，让我们走好每一步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登高楼，极目望天下。
    现在说说我自己吧，我无能，我无才，在我过去了的80个春秋岁月中，过得没有理想的好。但我并不悔恨，因为我没有蹉跎岁月，我还是竭尽全力地去圆好人生这场梦。
    我从平凡走来，向不虚度一生走去。
    前行之路迢迢无尽期，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但我还要走，不远万里地走。尽管我已经退休，人退休，但生命不能退休，我寻找着我新的春天。
    在我晚年的日记扉页及以后几页里曾经写过这样几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今后，我仍将按着上述思想而上下求索，为寻求正果而继续漫漫人生路。
一座美丽的小村落
浙江鄞县茅山杨家村，或者叫浙江鄞县斗门桥杨家村，农历庚午八月初五，公历1930年9月26日，我出生在这个村里。
杨家村地理位置 
我名杨先燏，现用名杨先举，乳名杨遐龄。还有名唤杨嵩山，据说是家里人请茅山寺和尚为我起的。还有名叫杨永根，据说是家里人请道士为我起的。这遐龄、嵩山、永根的名字，家里人所以给我起这样的名无非期望我长命而已。这嵩山、永根两个名字，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此外，我还有写作笔名：余易老木、老木、阿遐等。 
漫漫人生路，我是在这里开始迈向人生的。 
鄞县现在叫鄞州，归属宁波市，是宁波的一个区。 
我家离宁波市约40华里，步行半天左右即到。 
茅山杨家村，山青水秀，风光明媚，是个典型的江南农村。那里有山，名曰茅山，山不大，有松柏涛声，有花色美景。山上有亭，取名茹峰。山下有庙，唤茅山庙，那里终年香烟缭绕，善男信女众众。庙的西向几百米处有寺，俗称茅山寺，那寺香火甚旺，远近信徒多在那里做佛事。山的下半部有一墓，是明时天一阁阁主范钦的墓，有五层大小，白玉石修建，俗称五台坟。墓周有翁仲、石兽、石马守护，构成了茅山风景区中的一个著名景点。 
那茅山，在农历三月清明前后，山青草绿，群莺乱飞，遍山杜鹃花烂漫绽放，极好美景。方圆10里，甚至更远的村落，都会有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这里来远足：爬山、登亭、游庙、玩寺、赏墓、踏青。 
那茹峰亭，游人可以任意进出，里面空荡无物。站在亭边，让清风拂身，一身凉爽，惬意得很。从这里向北望去，那宁波城市的身影依稀可识。 
那五台坟，是人们玩茅山必游之地，在那里人们骑石兽，骑石马，玩石人。  (0) 
那茅山庙，是我小时去甲村正始中学上学时必过之地。去甲村时，有时，我会在这里弯一弯、玩一玩，常见那里有人给菩萨叩头烧香问签，偶然地我也会在这里好玩地卜个签。 
那茅山寺，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大门左右两侧各一棵的参天白果大树，把寺宇的气氛装缀得庄严肃穆。寺中央是大雄宝殿，左右有哼哈二将守护，有四大金刚守护，有韦驮，有尼勒佛等，凡常规寺宇中应有的内容这里全有。寺中有池塘，架有小桥，塘中有鱼在徜徉。 
我清楚记得，小时候，我曾经跟着母亲在这里参加过一户人家的佛事活动，住在这里。在夜间，那山后被大风刮起的松涛声，阵阵入耳，威严撼人。 
那茅山在我家的东南方向，离我家约二十来分钟路程。 
我家的西南方也有一个好玩的去处，叫斗门桥，离我家步行约十几分钟路，那是个属于小镇性质的地方。那里有条奉化江，人们称这个江段为斗门桥江，江面宽六十米以上。江上有桥，叫斗门桥，长约六十米，桥宽三米。这江从奉化西坞流出，直到宁波，全长约几十华里，江面上仅有两座桥，一座叫方桥，一座就是本桥斗门桥。这斗门桥，据说还是我的祖父领导着、组织着这里的群众修的呢！这条江是个分界江，江东属鄞县，江西属奉化县。 
斗门桥这个地方实际也分两部分，江西属奉化县，江东属鄞县。它开设南货店、咸货店、百货店、布店、大饼店、药店等店铺。它还具有集市性质的功能，每逢农历二（初二、十二、二十二，下面说的所谓“四”、“六”、“九”，日程计算同此）、四、六、九的日子，有集，附近的小商、小贩都会集合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顾客熙熙攘攘。还值得一说的是，我年少时，曾把我家种的带豆（江豆）等农作物，凡吃不完的，也拿到这个集市里去兜售。 
水灯
站在斗门桥上，见小船点点，竹筏片片。有的竹筏上还养有鸬鹚，鸬鹚在江中啄鱼，时沉时起。在下午三时多，从西坞开往宁波的汽船自这里经过，这里有码头，供乘客上下。到夏天了，江风从江面升起，凉意飕飕。在那个季节的晚间，人们在桥的堍头放下躺椅，抽烟、聊天、休息、纳凉。到了秋天，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时，在晚间，天黑以后，我家乡的人就会在江中放起水灯来。所谓“水灯”，就是用草团做成扁圆状物，中间有凹形的坑，内放桐油。放水灯时，用几条小船把一筐筐的水灯运到江的流水上游，然后用火点燃水灯，并把它放到江面上。此刻江面上就会出现点点火光，如闪闪繁星，满江漂动，顺流直下，甚是好看。
我童提时代的家居
我的童提时代是在茅山杨家村度过的。 
我家位于杨家村东侧，这里被称为“杨家大池头”。 
家就是“窝”，歇息、住人之地。 
我的家有两栋楼房，三间平房和一个小厅。整栋房子分为东侧与西侧两个部分。 
东侧有一楼房，一平房。 
东侧有一扇朝南开的双开门，一般情况下很少启用这个门。 
从南门进来后，迎门有一楼梯，楼梯下有暗间。大门西侧是一栋楼房。这栋楼房为前后间，上层不住人，堆放着杂物。下层的前间（北向的）是我祖母的住所，下层后间也不住人，平日里就空闲着。 
从大门进来后，通过一个通道，就是我家的天井。天井中间有花坛，花坛里种着一棵很繁茂的桂花树，我小时常爬上去玩。每当农历八月，满院就会弥漫着浓浓的桂花香味。围绕花坛，放着若干盆花，有荷花、凤仙花、含羞草等。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两个水缸，下雨时，便可盛接自屋檐流下来的水。 
桂花树 
天井对面是一披帘式的小院子，这个院子南面联结着楼梯的暗室与通道，北面联结着的是家的正屋大厅，那院子冬天可用来晒太阳，家中请来的竹工师傅等人就在这里干活。 
正屋大厅是平房，也是分为前后间，前间是父母的住所，后间便是我自己的小天地，是我看书学习的地方。那里紧挨着邻居的一个菜园，菜园里有花，风景甚美。在春天季节里，蜂儿、蝶儿在那里四下飞舞，怡人心扉。 
大厅的西侧有一很小很小的房子，里面放着马桶，充作厕所用。 
西侧有一楼房，两平房，一小厅（小扇子）。 
东侧与西侧有一小门隔着，但这个小门我们一般不用，是敞着的。 
进了西门右拐是我家堆放烧草用的草屋，隔壁是厨房。 
厨房门的西侧是一个仅有几平方米大小的小厅，这里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小厅的屋檐下放着一个大水缸，供下雨时积水用，日常用水也在这里取用。 
再西面是一间与厨房紧对着的生活用房，前后两间，前面一间（西侧），放有写字台、长条桌、太师椅、八仙桌等，是很重要的一间用房，供书写等用，不妨称之为书房；后面一间（东侧）是卧室，卧室里有天窗，挺亮堂的。 
从这个房子迈出一步，又是一个很小的厅室，是我们游玩嬉戏的地方。 
再往西，便是一个房子式的厅堂（小扇子），厅室坐北朝南，采光很好，我常在这里看书学习。 
在西侧，还有一间楼房，经过我第一家的邻居家后，南侧有一楼梯，沿着楼梯上去后就是。 
跨出我的家门后，经过两户邻居家（再仁伯母、松寿伯母的家）的门口，就过了我居住区的上开墩了；再过一道门，跨下两个台阶，就到了下开墩了，那里有三户人家（华林伯母等家），过了下开墩，便过了我家整个住区了。西走，南奔，穿过一条俗称“长弄堂”的小弄堂，就到了我村的主要街道了。 
上述我童提时代的家居，到1982年，因为我们兄弟三人各自在外面有了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久无人居，便由母亲做主卖出了，卖给一家姓毛的人。卖房所得3800元，兄弟三人各得1000元，余下800元归母亲所有。
我童提时代的家
上面说的是我实体的家，现在说说我童年时代充满温馨亲情的家。 
我出生时，家中有太太、祖父、祖母、姑母、姑父，父亲、母亲。我的降生使我当时的家一下变成了四世同堂，喜庆欢乐。 
那时我的家，因为我的祖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家境算是比较殷实的。我出生后不久，大约过了一两年或再稍多一点时间，我太太（太祖母）离世，当时家中就为她操办了一个比较隆重的葬礼。 
我的祖父、祖母对我甚好。祖父是约在我5岁以后过世的，记忆不太清晰了。而祖母是我在28岁时过世的。那时我刚结婚不久，我与妻子回家省亲，回到了宁波父母的新家——宁波县学街敬修巷三号。祖母是因为看到了她的孙媳妇后高兴，在吃喜庆酒的时候，食物卡住食道而离世的。 
说说我的姑母吧。她叫杨玲娣，玲娣是“领弟”的谐音，是我祖父取的名字，意为盼望早日得子。但她年岁究竟有多大我却说不清。姑母待我极好，我依稀记得幼时她教我认字、猜字谜的情形。她出谜面叫我猜，如“两人站在土中央”（“坐”），又如“七个人八只眼”（货的繁体字“貨”）。再由这个字出发，衍生出“四个人八只眼”（买的繁体字“買”），“西洋人八只眼”（贾的繁体字“賈”）等。她还叫我猜“大雨下在横山上”（“雪”），“大雨下在田野里”（“雷”）等，诸如此类的字谜，寓教于乐。有时也会让我猜一些比较难猜的字谜，如“六同”（“祠”），姑母便会启发我，诱导我把这个字猜出来。 
姑母下嫁给离我家仅一里稍多的殷家，丈夫叫殷小芳，是小学老师。殷家离我就读的杨家蕙东小学极近，只有几步之遥。记得我还在小学读书时，日本鬼子用飞机滥轰我家乡，姑母就会跑来救护我。 
姑母生活得并不愉快。我姑父后来讨了一个妾，从此我姑母便受到了冷遇。为此，我的母亲就会跑去殷家替姑母亲打抱不平，向姑父问罪。姑母育有一女，取名殷芝香。记不得是哪年，她随着她女儿去了南京，据说是在乌衣巷，从此我家便与她失去了联系。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我曾作过努力，写信给南京乌衣巷，查问姑母下落，但杳无音信。 
下面再说说我童年时代家的文化问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意识、观念、价值观问题，就是指你的家是被何种意识、观念、价值观来支配你家的行为的。 
书香门第 
有这样一句话：“诗书传家久，忠厚延世长”，这里所说的“诗书”、“忠厚”等就属于价值观问题。 
只看到实体的家、情感的家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表象的东西。要往深处看，看其家所持的待人、接物、处世的准则，这才是构成家庭灵魂根基方面的东西，是积善的呢？还是卑劣的呢？ 
我家有一家名，唤“杨玉瑾房”。这个房名是我祖父起的，就含有文化的意味，寓意是希望我们的家有玉一样的品德，宛若无瑕的瑾那般纯粹。
我的祖父是生员
文化底蕴的文化与文化价值观的文化是有关联的。文化底蕴深厚，知书达理，因此，其文化价值观一般也是较好的。诗书传家久了，忠厚就会延世长。 
我家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书香之家。 
我的祖父是清末生员（即秀才），是个读书懂礼的人。 
祖父名曰杨岂伯，约1872年生，又名麟瑞，按家谱排列他应是属传字辈，他应该还有一个属传字辈的名字。我家的家谱排列顺序是这样的：一、本、相、传、于、先、有、光。这之前之后的排列我是不尽明了了。我祖父取什么“传”的名我不清楚。祖父去世大约在1936年。 
我祖父知书达理，由于此，他在我乡里有较高的声望。他为我杨家及附近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有这么几件事情： 
一、建桥。我祖父领导、组织着附近的居民，在奉化江上架桥，即斗门桥，连接桥的两岸，即鄞县（江之东）、奉化（江之西）两县。桥跨度约60米，桥宽约3米，这座斗门桥一直沿用至今。 
二、兴办小学。虽然祖父是清末生人，学的是儒学、“四书五经”那套东西，但在20世纪初期，西学已经兴起，我祖父思想并不保守。在他倡导下，我的家乡兴办了当地第一所全日制高级小学——蕙东小学，并由祖父担任校长。约有学生一百二三十人，汲纳方圆十里的学生前来读书。实行三级复式编制教学，讲授国文、算术等科内容。 
三、兴办师范。我祖父曾任过茅山庙总干事。有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乐善好施者洪仓庭，委托我祖父协助他修缮茅山庙。祖父利用这个机会，对洪仓庭作劝说，请他协助这里的乡人在庙前建立学校，获成功。洪出资修建了茅山师范学校培养乡村教师。 
印象中我的祖父还去过上海做事，曾就职于铜锡工会等。 
在我家客堂里挂有朱伯庐的“治家格言”，用隶书书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写得十分漂亮。该“治家格言”用镜框框着。我对这个隶书甚感兴趣，后来我曾经学习过这种写法，如今居然也能写上一些呢！ 
笔墨幽香 
在我的家里还看到过有董其昌写的条幅。当时我年幼不懂，不知道他是位清代书法大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只知道这个字写得好看。如今想来我肤浅了，幼稚了！ 
我的祖母王氏，名字不清，是位十分善良的老人。老年时，听力极背。她默默地为家做事，如在厨房里帮助烧火、用泥土草灰做咸蛋等，从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更不与人争吵，虔诚信佛，吃素念经。1958年，祖母去世，终年80余岁。
爸爸送我上革大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这是一首歌颂母亲的歌，可我不唱它，我唱我自己编的歌。 
我编的歌词是这样的：“爸妈爱我如珠宝，爸妈护我如萱草；乳汁哺育我成人，三春之晖儿回报。” 
我的父亲叫杨声雷。据说，因为父亲是在隆隆雷声中出世的，故名声雷，又名于梯。父亲20岁时生育了我。父亲寿命不长，1962年早早离世。父亲具体的出生日期不清，卒于何日也不清。 
父亲待我极为疼爱。在我年幼时，父亲总是把我高高托起，让我骑在他的双肩上玩。我上小学、中学，他都花费了不少心思。比如，我插班到宁波中学就读初三，就是在他策划下去考的。 
1950年5月，宁波解放，因两个原因：家境不好，为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在投身革命激情的驱动下，我中断了宁波中学的学习，去上海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结果均被两校录取。先录取我的是华东军政大学，于是我去该校（校址在南京）上海机构报了到，并穿上了军服。父亲到我的住处来看我，见我一身军装打扮，他哭了，他舍不得他的儿子去当兵。为了照顾父亲的感情，在经得军政大学领导的同意后，我退出了该校，去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我上革大，父亲送给我一个小皮箱和一只怀表作为纪念。
父亲写得一手好楷书，打得一手好算盘，爱好京剧。 
父亲为人正派，但他的性格可能有缺陷，如受不得委屈、吃不得苦、不善交际等，所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一个工作能够维持比较长时间的。他干过跑街、做过书记员、当过税务征稽员、做过生意、跑过“单帮”，钱庄店员的活他也干过。即使如此，他仍然经常赋闲在家，最终务农。 
但父亲有勤俭节约的美德。记得那是1960年左右，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母亲已经早早地来我家居住，父亲一人守在老家。一次，父亲一人从家乡来北京看望我们，他随身带来两件东西，一件是家乡小竹椅，另一件是洗衣服用的搓衣板，父亲来京带来这两件物品，说明着当时的老家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也说明着父亲是俭朴持家的。父亲带来的那把椅子的椅背背面写有我母亲“余瑞英”的名字，写得甚好。父亲去世后，这便成为了他生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墨宝。 
父亲的身体不好，有较严重的胃病，经常吃着如小苏打那类的药。1962年前，父亲被确诊肺部患病，但他舍不得花钱治病，终于不治，抛妻舍子离世而去。 
1950年秋，我在革大学习结束，学员们集体去安徽皖北参加土地改革，我们乘火车路过芜湖。那时父亲与我的大舅已被秀章舅舅介绍去了芜湖皖南行署工作。于是，我便特地去他们的住处拜访两位，我们一起照了相。未料，十余年后，这张照片竟成了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爱我疼我的是母亲
我的母亲叫余瑞英。 
父亲以前有过一位杨姓妻子，杨家弄人，婚后不久病故。父亲续娶了我母亲。父亲这位前妻，我称之为大妈的。在我懂事后，父亲曾在某年春节领着我去大妈家中向她的父母拜岁。 
我的母亲与父亲同龄，生于1910年10月15日（农历庚戌年九月十三日），1991年3月20日（农历辛未年二月初五）卒，享年81岁。 
我的外祖父母生有七位子女，母亲是为长女。母亲读过小学，还能讲几句英语，如什么Blankbord等。 
母亲出生时，当时的农村女子兴缠脚，我母亲也受过这方面罪。缠脚是件痛苦事，我的外祖父母舍不得自己长女遭折磨，最终没有坚持让女儿继续缠脚，于是，我的母亲有一双半开放的脚。后来，我母亲的兄弟们戏谑地称她为“大脚女”。 
我是在慈母辛勤地哺育下长大成人的，这份深沉母爱我永世不忘，特别是她在我患病时对我的疼爱。 
一次我得疟疾。疟疾又叫冷热病、打摆子。它是疟原虫侵入人体所致，是急性的传染病。其发冷时，若寒冬袭身；发热时，如三伏汗流浃背。母亲日夜守护我，直到我身体康复。 
我还得过癞痢头的病。当年我的家乡没有专门的理发店。理发的事是由管理祠堂的人充任，人们称他为“大面”。需要理发了，带个口信给“大面”，这个“大面”即祠堂管理员兼理发员就会挑着理发担子上门来为你服务。那理发担子是这样的——担子一头是燃烧着的小炉子，其上烘烤着脸盆；一头装着理发工具，如手推的理发推子等。这种理发方式极不卫生，那理发推子从不消毒，千人理发千人用。在这样情况下，假如有人患了传染性的头疾，如癞痢疾，你去理，焉有不传染之理？我的癞痢头就是这样得的。当时我这个病患得很厉害，急得母亲直哭。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去了宁波华美医院看病。医生用X光照我的头部，使我染病处的头发纷纷脱落，以便于涂抹上药。 
我还得过其他的病。每每在我得了较为严重病的时候，母亲总会拿着一只杯子，里面装着浅浅的水，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纱布。母亲一边用手轻轻地弹着杯中的水，一边叫唤着我的名字，呼唤我尽早“回来”。旁边还要有个应和的人搭档。在母亲呼唤我名字后，应和者要应和地答“唉，我来了！”这种做法人们称之为“叫魂灵”。其意思是把我这个病着的魂灵叫回来，使病得以痊愈。这是迷信的做法，但其中深藏着母亲对我深深的爱意。 
我的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普遍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我大弟患了十分严重的脑膜炎的病，母亲为此寝食难安，四处求医，日夜守侯在他的身旁，悉心护理。 
母亲是我外祖父母的长女，从小受到娇养。而我家自祖父去世后，家境便日渐衰落。母亲下嫁到我杨家后，不得不承担起了我家的全部生活重担。种菜、抬粪、浇肥等各种重活，她都干过。 
我们这些子女长大成人后，母亲对我们的关爱依旧。如她管我们衣着，管我们穿的衣服“领头”洁净不洁净，“袖头”洁净不洁净，“裤头”洁净不洁净。为此，我们戏称她是“三头干部”。 
我工作后，母亲在我家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亲帮我照管孩子，我也借机对母亲尽孝，回报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母亲也在我大弟家住。母亲在大弟家住时，常写信给我们。她写来的信常常不是用正式的信纸写，而是用些旧日历纸写，字写得密密麻麻，一写便好几张，讲的话常常是转辘轳式的。 
住在九江的我的小弟也常来信邀我母亲去那里住。但总因母亲在北京、宁波住习惯了，又担心小弟家房子小，便始终没有去过。 
1988年7月，母亲再次安居在大弟处。1989年4月，我去绍兴开会时，于4月23日特地去慈城拜见了我的母亲。却没想到，这竟是我见母亲的最后一面，一见成永诀。 
母亲是在大弟家去世的，时在1991年3月21日。是时，我考虑经济方面等原因，寄了若干的钱给弟弟，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现在想来，我这个做法很不对，远没有我大弟、小弟做得好。母亲，请原谅我，同时我也向两位弟弟认错。现在我要对母亲说，您的儿子永远铭记着您给我的爱与情！
母亲去世后，我大弟、三舅写信详细地讲述了我母亲患病与治丧情况。关于这，在我1991年4月2日的日记里，我噙着泪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母一生勤劳，抚育了我兄弟三成人。生后又遗留给我们1000元钱，供我们用，供办后事做坟置材等用。谢谢母亲。母亲，我为您做得太少了。母的丧事，有三舅父、康寿叔、昌弟一家、颐弟、良玉家两口、亚玲家三口，还有阿珠的弟妹们等操办，谢谢众亲人。”
大弟助我读中学
我有两位弟弟。大弟杨昌龄，又名杨先焜，小我四岁；小弟杨颐龄，又名杨先榮，小我五岁。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涯是这样安排的——我读书，大弟从商，小弟务农。 
兄弟三人的生涯作如此安排，父母也是出于无奈，是由我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决定的。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时常失业，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仅供我一人上学便已十分吃力，再让两个弟弟读书那就成为奢求了。无奈之下，父母只好让两位弟弟在读完高小后就停学了，让一位去经了商，一位去务了农，勉强地维持着我读书。 
大弟是在1947年去宁波的一家绸布店做学徒的，时虚岁14岁。这个绸布店的店名叫凤苞，开设在宁波最繁华的东门街（中山东路）街口上。 
绸布店 
凤苞，系鄞县胡家坟人胡肇峰、胡肇中合开。胡肇峰与父亲可能是表兄弟关系（胡的母亲与我的祖父可能是兄妹），我弟弟便是凭借这样的关系进入凤苞的。 
1948年，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国家经济状况异常恶劣，通货膨胀情况极为严重。当时用的货币名为“金圆券”，极度贬值，计量单位已不是元，而是万元。是时，只有袁大头银元（袁世凯银元）和棉纱（以包为单位）还较为值钱。有些善于经商的人就专门做袁大头生意、做棉纱（包）生意。他们将袁世凯银元、棉纱在低价时收购，再在行情看涨时高价抛售，于其间赚取差价。我的这位大弟小小年纪竟然也懂得这一套，从买卖袁大头等生意中谋取了些利益。大弟将赚得的钱用来支援我读书，供我作零花钱用。对于这一点，我永生不忘。 
大弟在凤苞辛苦经商，身为父母长子的我却安逸读书。对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我偶尔去往东门街途径凤苞店门前时，见着弟弟站在店门口，我就不愿意正面过去，总是悄悄地躲开。我这样想，弟弟足岁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他本应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应该徜徉于知识的海洋里生活，但此时，他却寄人篱下，做了童工，我岂能不感慨万端。 
我大弟十分爱护家。他在凤苞当学徒的时候，每当春节来临之际，总把店里分给他的绸布、棉布布头捎回家来，供父母兄弟做衣服用。大概还有些他赚得的钱财，也一并给了我的父亲、母亲。 
大弟的文化程度最多是小学毕业。他是在花园小学读的高小，那所学校距离我家有三里来远。在宁波解放时，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工作表现又十分出色，便被组织选定去了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大弟工作认真负责，能干有为，不久，他被宁波电台组织选派去了杭州浙江机械专科学校学习深造。 
1958年，他在浙江机械专科学校学习时，他的同学们去新安江实习，由他兼职主管同学伙食工作。同学中有人对他的工作有意见，可我弟弟经不得他人批评，受到了刺激，发展之，他的神经不正常了。校方将他送回我老家。 
父亲母亲把我大弟带到上海看病，住在三舅父家。此刻我与妻子刚结婚不久，适逢也住在那里。父亲母亲带大弟在上海看病，辗转了多家医院，却不见医疗效果，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毅然决定把弟弟带到北京，由我负责治疗弟弟的病。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回报大弟在我上学时对我的帮助的机会，也能减轻我父母的压力。于此，我义无反顾。 
我一人把大弟带到北京后，决定让他去我所在的系开办的工厂参加体力劳动，试图用劳动的办法分散他的紊乱思绪。在实践中，这样做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彻底治好我弟弟的病，我先后带领弟弟到海淀、协和、安定等医院看病。安定医院是专门治疗精神方面疾病的医院，医院决定让我弟弟住院。在安定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大弟的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经过几次试出院、再治疗后，我大弟的病彻底地好了。于是母亲放心地把我弟弟领回了老家。 
在为我弟弟治病的过程中，我要特别谢谢三方面的人。首先要感谢我工业经济系总支书记杜秀珍同志，是他支持我把弟弟送到工厂劳动，缓解了弟弟的病情；也是他，在我弟弟医院治病期间，面对医院费用的催讨，向医院做出按时付费的保证，缓解我的压力。其次要感谢弟弟学习单位浙江机械专科学校，逐月给我寄来弟弟的治院费、医疗费。第三要感谢安定医院主管我弟弟治疗的张医生，是他精湛的医疗技术，细心周到的服务态度，使我弟弟的病得到大治，只是遗憾我没能记住他的姓名，但是我们一家人对他的恩情铭感五内，永世不忘。 
弟弟出院后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犯过这方面的病。他又工作后表现得十分出色。 
大弟为人孝顺。父亲过世后，他便时常接我母亲去他家居住，照顾母亲尽心尽力。母亲是在他家过世的。父亲、母亲的墓就葬在我大弟家那里的山沟中。 
大弟与我家常有往来。因为母亲的缘故，我曾经多次去过他家。而他与妻子王金珠也于2000年4月17日来过我处。2009年、2010年，我长女一家四口以及次女一家四口从国外回国探亲时，都专程去拜谒过她们的大叔叔、大婶婶。2010年9月21日，我与我长女也专程去看望过他与我的弟妹。我妻子患了严重的肾病做透析后，我大弟常来电话慰问，并寄钱来支援。虽然我们兄弟间相隔遥远，但是我们之间的同胞情、手足谊，是任何时空关系阻隔不断的。 
大弟现有两位女儿——长女杨学军，其丈夫许雄华，育有一子许翔；次女杨远荣，其丈夫施国锋，育有一女施泽楠。他的这两位女儿表现都很优秀，各家生活都过得甚好。
自强不息的小弟
我家务农了，我小弟杨颐龄读了高小后务农。 
我家务农的背景是这样的。1945年前后，我父亲饱受失业痛苦决定务农；我家有祖传的21亩土地，拿出其中15亩地来种地。我外祖父家是种地的，外祖父帮助运来农具，如牛车盘、水车、犁、耙等，并买来了牛；又帮助请来了一位叫梅洪的“作头”（宁波方言，做农活的主管人），开始种起地来。种地的事“作头”经管，父亲作助手，如帮助放牛等。 
那时我正在读初中，假期里我也会到地里去协助“作头”和父亲干活。放牛、割草（割供牛吃的青草）、赶水（宁波方言，通过牛的转圈牵拉牛车盘，带动水车，把河里的水引到水沟上用来灌浇农地）、背稻草等。 
后来因为农事太重，我家又请了一位名唤阿瓦的作“看牛”（宁波方言，牧童），干农活。 
那时的小弟还在小学读书。大约是在1949至1950年间，当时小弟已经十四五岁，高小大致读完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他继续读书，父母就让他参与到耕种中来，顶替了阿瓦这个人。 
以后，我参加工作了，家里的事就不甚了解。当时我的大姨父在大连造船厂工作，是工程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小弟干农活实在太累，于是请我大姨父、大姨母帮助，让我小弟去了大连，在大连造船厂当上了一名电工，此时大约是在1958年。 
由于小弟在造船厂工作努力，他成了一名出色的技术工人，并被派往了广州工作。后来，可能是因为出身成分问题，遭人欺弄，他调离了大连到九江仪表厂工作。 
关于小弟有这么一件事值得一说。大约是1958年，那时的小弟已与他的妻子何爱玉结婚。小弟去往大连，但他夫妻二人忽然闹起矛盾来了，危及婚姻前途。此刻我正在宁波，就约弟妹何爱玉在中山公园相见，给她做工作，结果避免了一场婚姻危机。 
我的弟妹爱玉是位很贤惠的妻子。在20世纪70年代，我弟弟因为家庭成分等原因，在政治、经济上的处境都十分困难。是我这位贤惠的弟妹协助着弟弟抗击困难，共同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她是我弟弟家的顶梁柱。 
爱玉对我家也立有大功。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凡是我家出了什么大事，她与她的兄弟们都会倾力相助、帮忙解决。比如1962年，我父亲过世，其后事就是由爱玉及其兄弟，还有康寿叔等人经办的。 
小弟十分孝敬母亲。母亲住在我家时，小弟每月寄给母亲生活费，还多次写信邀我母亲去九江住。终因母亲自身的原因没去。但小弟的这番举孝之心却是永远忘却不了的。 
小弟多次来过北京，其中一次是来北京治疗他的胃病来的，还有一次是在1984年4月，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我家，并送来了景德镇瓷器。1986年4月，他的儿子大波通过他的一位朋友为我送来了由小弟工厂生产的一架电风扇。我也两次去过小弟家。一次是在1979年，是我利用在南昌江西拖拉机厂搞调研的机会去的，那时他们家还在彭泽。一次是在九江，时间是在1986年6月27日，由我教研室与其他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关于企业管理模式学术讨论会，地点是在九江的一所军校。小弟赶来看我，我也专程去拜访了他家，获得了十分热情的款待。 
小弟十分自爱，他信奉这样信条：“宝剑锋利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一生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他自强不息地学习，学书法、学语文，取得了不少成绩。他现在能够写得一手清秀的楷书，行书、草书也写得不错。二弟的书法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世界华人文化名人协会”、“世界华人艺术精品展筹委会”等单位与他有联系。北京《焦点人物》杂志请他入《国旗下的风采—中华优秀儿女》这部纪念文献的典。此外，他还在家里开班授课，启蒙幼儿们学书法。 
小弟十分重恩义。因为最初受过大姨父、大姨母的恩惠，他多次给他们寄钱。当他得知我妻子患病的消息后，写信慰问，给我们寄钱来。 
我们小时住的老家在1982年时便出卖了。但是小弟极力主张把它买回来，说是祖宗的房产应该保留下来才是。后来，我们兄弟三人反复商量，终因买回来后无人居住，徒增累赘而作罢。 
2010年9月29日，我与长女特意前往九江去看望他与弟妹以及他的两位儿子。他的大儿子大波及其妻子易法平如今已育有一女，唤杨婉婧，在读大学；小儿子彭波及其妻子黄安娜也有一子唤杨逸帆，尚处在幼年中。 
小弟的两位儿子都很有出息，两家生活都过得很好。
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外祖母家，位于奉化泰桥，离我家约20华里，步行约2个小时即到。 
外祖母家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幼年、童年里的不少时间便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 
泰桥有四姓人家组成：余、葛、赵、何。泰桥有河，以河为界——河的北侧住着余、葛、赵三姓人家，河的南侧则是何姓人氏居住。 
泰桥是座美丽村落。有山，有水，有桥，有树，有街，有亭。 
有山。泰桥本身无山，自泰桥往东走两三里，是河头，那里有山。我五六岁时的一个清明节，三舅母家的村里人到该处扫墓，我跟着去了，我三舅母的小妹（后成为我的妻子）也去了。此刻的江南，桃红柳绿，群莺乱飞。在那里，祭扫的人拜祖宗、吃清明饭，我也乐在其中。往南走四五里是杨四岙，那里是我外祖母的娘家。那里有山，山势雄壮巍峨，连绵起伏。那里有林，竹林、桃林、李林、杨梅林。待至花开时节，群英缤纷。那里有水，清透涓细的小溪水，叮叮咚咚地流淌。抗日战争时，我们为逃避日寇的虐杀，就躲藏在这个村子里，住在我的大舅公家。外祖父一家、三舅母一家，还有我，以及三舅母的小妹等人，十多人就住在那里，晚上睡地铺，十分热闹。 
有水。泰桥有水，横贯东西的水，东流流向河头方向，西流流向西坞方向。河流在北向也有分支，是往董家跳（我三舅母娘家）的方向流去。水是活水，夏天水落的时候，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小孩儿们便会每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篮，跳入水中去摸黄鲜（蛤蜊）。摸到的黄鲜就放到脖子上的小篮里。河边有石级，家在附近的妇女常在那里洗衣服。泰桥还是个交通要道，来往的船只很多。 
有桥。泰桥有很多座桥，主要有两座。一座在泰桥村中，它是连接余姓村与何姓村之桥。一座桥在村的西头，是连接通往西坞道路的桥。 
有树。有树不稀罕，但是泰桥拥有一棵大树。这棵树生长在泰桥村中的那座桥旁。炎炎夏日，总有那不知疲惫的知了在树上不断鸣唱。傍晚时分，有人就在这树下纳凉，阵阵河风徐徐吹过，水面漾起微澜。树叶哗哗作响，像是调皮的精灵在戏耍欢唱。泰桥也有许多其它的树木，如苦柳树、桑树等。 
有街。街上有店：南货店、咸货店、肉店、百货店、大饼店、杂货店、理发店等。令人记忆深刻的是那家大饼店，它还卖油炸食品，如油炸黄鱼。开这家店的叫赵月亭，我称他为舅舅。至今回忆这油炸黄鱼的味道，仍然让我有垂涎欲滴的感觉。 
有亭。是凉亭，供过路人休息用，在赵姓村边，至北向的大道旁，即去董家跳的路上就有这样一座亭子。亭子中还有善人在那里施布开水，供来往人喝。 
泰桥有个规模比较大的祠堂，坐落在赵姓的村子里。在这个祠堂里，经常会有的笃戏（现在叫越剧）演出，我曾多次去那里看过这种戏。 
在余姓的村子里有公堂。经常有人聚集在那里听人说书（类似评书那样的“书”），我的外祖母就很喜好这个“书”，如说《十美图》什么的，我也会跟着去听。 
每到晚上，还有打更的，在三更等时辰时，敲着竹梆、小锣，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又由近及远传去，清脆地叫喊着，提醒人们注意火烛，给人以温馨与静夜美感。
我的外祖父母
我的外祖父名余益卿，又名宁友，生年不详，离世是在解放后，约在1957年。 
我的外祖母叫邬春花，可能属狗，于1942至1943年间去世。外祖母是外祖父的续妻。外祖父之前有一位妻子，病故。 
外祖父母待我极好。在我的家乡有这样的说法，称外孙为“皇帝”，而我在外祖母家也真的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外孙皇帝”。我倚仗着外祖母对我的庇护，时常向我的舅、姨们撒赖，使他们不得不让我几分。 
我从小就在外祖母家长大。因为外祖父母，特别是外祖母待我极好，因此我不愿回自己本家去住，赖着住在外婆家，所以我舅姨们送给我这样一个外号：“吃避饭货（躲避着吃他人家饭的货色）”。 
外祖父母给我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只银项圈，说这样做可以消祸避灾，保我得长命。 
我小学生活的第一天是在外祖母家那里的启明小学度过的。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学校的模样——阅览室、运动场、教室……那里的小图书室、阅览室里有《大人国》、《小人国》、《万有文库》等书，在我稍大时就很喜欢去那里去看这些书。 
外祖家正房朝南，是三间楼房。其中西边那间有楼梯，中间那间是正屋，楼的上面是我二舅父母的卧室。东边那间是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上面是我大舅父母的卧室。东侧是两间楼房，东侧的北面有一间暗房，上面是三舅父母的卧室。紧挨着的是厨房，上面的楼屋空着，再往南还有一间小草房。 
外祖家有一个很大的“明堂”，沿南面的墙种着葡萄树。每当夏天晚上，人们就会在这“明堂”里消夏纳凉。我清楚地记得，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年夏季，在这明堂里，我们一边纳凉，一变唱着这样小调：“扇子扇风凉，日日打东洋，东洋鬼子吃败仗。”我们用的芭蕉扇，上面也写有用煤油灯熏制出来的打日本鬼子那样的歌。 
庭院明堂
竹椅 
外祖父睡在正屋西侧那间房子里，我睡在我外祖父的脚后，成为外祖父的“捂脚货”。外祖父的床头旁放有盛有金钱饼等零食的容器，我常会爬过去取这些东西吃，外祖父也主动地拿过来一些给我。
外祖父母家叫余坤亨房，是户大家庭，是户农户，经常有十余人聚在一起吃饭。每到收获毛豆、蚕豆、豌豆等季节时，全家人都会围在一起，将从地里收获回来这些农作物毛豆等摘下来，在摘取这些农作物时，劳动者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在春季时分，外祖父母会将楼梯旁的那间房子腾出，用来养蚕。是时，我常会跟着大人们去地间、河边采摘桑叶。养蚕的全过程我都看到过，捂蚕纸，在胸口、被窝里捂，看到了蚕子演化成蚕，将蚕放在扁平的容器里让它长，见蚕吃桑叶，见蚕入迷，入草，直至成茧。蚕茧入热锅后纺丝，见蛹。蚕蛹可食用。 
我外祖母的老家是在杨四岙，那是一个风景分外迷人的小山村，有青青的山脉，有淙淙的溪水。在春夏时分，春笋、杨梅、桃子、李子等纷纷成熟。我的舅公们就会把这些收获品送些到我外祖母家来，供外祖父母家享用。 
或1940年，或1941年，土匪抢劫泰桥并纵火，外祖父母家被焚。当时我恰好在外祖父母家，在土匪洗劫时，我先被藏在一间暗屋里，后来不知是哪位亲人把我领出来，逃到了叫后门头岗的地野里，由此我目睹了这场大火燃烧的全过程。从此外祖父母便没有了房屋，成了落难户，尔后便迁居西坞等地。不久，我外祖父母利用舅舅寄来的钱等在泰桥街面上盖了几间简陋的楼房，但其风光却远不如原来的老房了。 
外祖母在泰桥遭火烧不久，因得伤害病去世，时为夏季。当时我在外祖母家，眼见我的大舅父紧抱着外祖母的头痛哭挽留。外祖母在她弥留之际，依然亲切地呼喊着我的名字，催人泪断，我禁不住嚎啕大哭。在为外祖母举办丧事时，我披麻戴孝，叩头哭拜，远送老人上山。 
哀兮，外祖母去世，如风折幼苗，霜摧嫩草，从此我这个“吃避饭货”就成为一个没有十分亲我疼我上辈的人了。 
外祖母的去世，于我外祖一家，于我一家，于我自身，都成为一件莫大的劫难。 
外祖家经历了祖产被烧，外祖母仙逝，元气大丧，日渐败落。
我的大舅、二舅与小舅
我的外祖父母育有七位子女，四男三女，排行是这样的：我母亲为长女，次为大舅，又次为二舅，再次为三舅，下面是大姨，再下面是小舅，最幼的是小姨。 
大舅余祖德，学名余秀萼，其妻子名孙蔷英。 
大舅一生曾从商（绸布店职员）、从戎，还当过同丰祥油庄职员等。在我年幼时，大舅熬制花生糖给我吃。他把白糖煮成汁，放进些许花生仁混合搅拌，然后取出熬制物，切成条状，成花生糖。我当时感到很新鲜，眼睛睁得大大地看。大舅还会吹箫，吹得很好听。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50年秋，那时他与我父亲在皖南行署（在芜湖）工作。我是去安徽皖北参加土改路过芜湖时与他们见的面。后来他进入了合肥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有一次他咏念唐朝著名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时，被说成他在借古讽今，说他在污蔑我大好山河是“月落乌啼”，是“夜半”，因此，便把他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十年动乱结束后，大舅获释，平了反。大舅被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了，时在1976年。 
大舅母是个贤惠的人。当年我在泰桥读小学时，她就帮我包书皮，还教我念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歌，什么春分、清明、谷雨等。大舅母的娘家是在孙家山，离我家极近，约三四里地，是我去西坞时必经之地。我去西坞路过她家时，便会入门稍坐。后来，她跟着大舅去了安徽，住在芜湖三街。1952年，我被安庆地委组织推荐到安徽芜湖大学补习班学习时，曾专程地去她家拜访她，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大舅母卒于1989年。 
二舅余祖秀，学名余秀茂。二舅母王锦英（王爱卿）。 
二舅，1918年生。他是宁波中学1936年的毕业生，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现在叫南京大学），学的是农科方面的专业。解放后，他成为了棉麻方面专家，有很多建树。二舅曾在上海江湾农场工作过，后又调到了安徽六安专区农场。在“文革”时期，他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二舅经受不住这样的委屈，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时在1968年，终年50岁。 
二舅待我甚好。我用的第一支金笔是他送给我的，我在念初中时读的第一本英文书也是他买给我的。有一次，他来看望我母亲，而后要回他妻子居住的甲村去，当时我也要去甲村读书，于是我们俩便结伴而行。一路上，二舅教我唱歌谣，给我讲故事。 
我家第一次尝番茄（西红柿）的鲜是二舅送的，第一次在花盆里种番茄的秧苗是二舅送的，第一次尝南京板鸭的味也是二舅给的。 
在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以后，二舅多次来北京出差，其中有两次我们见了面。1955年，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铁狮子胡同的西侧——他的工作处见了面。 
二舅母，生年不详，卒于1987年3月14日，鄞县甲村人。 
小舅余祖恩，学名余秀茹，小舅母周玉意。 
小舅是1924年出生的，长我6岁。他毕业于溪口武岭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我懂事时他就已经外出读书，因此我们接触并不多。当年我们俩都属幼童，我们间有过争吵，但他都能谦让我。
他的结婚仪式是在杨四岙举行的，仪式很隆重，我也到场参加了。 
小舅是学蚕桑的，是镇江蚕桑研究所的专家。1980年，我去南京出差，曾去镇江拜谒过他。晚上，我们俩彻夜深谈，白日里，他陪我游玩金山寺等地，还请我吃了当地名吃蟹黄包子。他因出差的缘故也多次来过北京，住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招待所，离我居住的人民大学很近。每次，我都会去拜访他，他也多次来过我家，如1981年8月23日、1983年4月19日。 
小舅1990年10月17日去世，终年66岁。 
小舅母，1924年出生，奉化庙后周人。
我的三舅
三舅在我母亲的余氏家族里地位特殊，与我杨氏家族关系也非同一般。
三舅余祖义，学名余秀葆，1921年3月13日生，1991年7月1日卒，终年70岁。三舅母董华英，1919年10月10日生，1993年8月15日卒，终年73岁。 
三舅13岁时，就去了上海从商，是福康五金店学徒。后又去了合锠缝纫机厂当工人。 
三舅文化程度不高，大约只有小学水平，但十分聪明。三舅语文功底极好，能看懂如《史记》那样的古书，写来的信也有很高的文字水平。 
三舅与三舅母结婚时，我大约四五岁。闹房吵房时，我在大人指使下，躲在他们的床下面来戏弄他们。 
说三舅在余氏家族中地位特殊，原因有二。一、他虽不是我外祖父的长子，但其作用却胜似长子。他与他妻子长期侍侯我的两位外祖，照料着他们的起居。三舅母是外祖母最为得力的家庭助手，外祖母在做重大事情决策前，时常与这位媳妇商量。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生病，也全靠三舅母的悉心照料。外祖父最终在她家里仙逝。二、因为我外祖家的家庭成分不好，曾遭受到了很多磨难，都是我这位舅母给承担了。 
说三舅与我杨氏家族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因为我。说来有点荒唐，我竟成了我舅舅的连襟，成为了我三舅母亲妹妹的丈夫。因此，我的三舅与三舅母就既是我的长辈，又和我平辈。但是我的头脑非常清楚，舅舅就是舅舅，舅母就是舅母，我绝不做越规的事，我从内心里尊敬、爱戴我的舅舅、舅母。 
在外祖家遭焚，外祖母离世后，三舅母就在她的娘家董家跳租了一二间房子住下，我的外祖父也随之在那里生活。 
董家跳离我家十里，离泰桥十里。在泰桥没有被焚前是我去外祖母家时必经之地。泰桥余家被焚，外祖母仙逝后，因为外祖父在那里生活，我更是经常去了。每当我去三舅母家时，三舅母就会十分热情地招待我。而她的娘家人也会端来佳肴好菜供我吃。有时天晚了，我也会住在那里。有一次，三舅母家实在没有多余铺位了，于是，我就被安排在舅母的娘家——当时我称之为外祖母的家睡。
三舅母搬迁往上海后，他们夫妻团聚，住在上海一个比较偏僻的名叫赵家厙的郊区，居住条件很差。但因为它是自宁波外出去他处时的必经之地，所以余、董氏家系相关亲人外出时，必然与舅家往来。我就多次去过他们的家，我的父母来北京时也多有打扰。 
因为我妻子的原因，我的三位女儿也都去过他们家。 
长女杨扬的男朋友在上海读军医大，杨扬去看望她的男朋友时，就顺便住在了她的大姨妈家（这里需要解释，凡属于我系统名下的亲人称他们家的人就按照我对他们的称谓而称谓，如我称呼他们为舅父母。属我夫人系统名下的人，就按照我夫人对他们的称谓而称谓。我的女儿归属于我的夫人名下，于是称他们为姨父、姨妈）。 
次女杨帆要出国学习。在1986年的时候，她需要外语培训，培训地点是上海，于是她就常去她的大姨妈家。 
幼女杨航5岁时，我三舅的二孩子如峰从东北回家，途经北京到了我家。他很喜欢我的幼女就把她带到上海去了。幼女在上海期间得到了她大姨母、大姨父的宠爱。她的大姨母给她买布、做了套灯芯绒的衣服，还置办了双皮鞋。回京后，我女儿夸扬她的大姨对她的好，还天真地、童言无忌地说：“大姨妈家像座破庙。” 
我去过三舅家多次。一次是1982年5月，我从宁波参加一机部召开的会议后去无锡途中路过上海的。搭船到沪时已是晚上9时45分，摆渡到十六铺，没有人来接我。于是，我便自己摸索到了徐家汇龙山新村，其实这里已经是在舅家附近了，但因为时值深夜不好找，结果我乘车到北站，在一家旅店的澡堂里度过这个夜晚。第二天，我乘坐41路公交车到我舅父家。了解到三舅在昨日上午和晚上先后两次派出他的长子如海到码头接我。在三舅家的这段时间里，我知道了舅母和儿媳之间有矛盾，我便在她们两人之间做协调工作，多少缓和了他们之间的一点矛盾关系。 
还有一次，1987年11月下旬，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由该校经济系举办的“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去拜访三舅家。我在人民广场搭坐49路公交车，车上人很多，十分拥挤，呼喊买票售票员听不到，我又挤不到售票员身边去。过了四五站后，我终于挤到售票员那儿买票，售票员却质疑我没有上车便买票的行为，说我想逃票，并把我带到该车的终点处。到了那里又是训斥，又说要罚我款。待我终于抵达三舅住处诉说上述情况时，三舅大怒，领着我找到该车的车队队部，与车队领导评理。结果该车队领导偏袒自己的员工，终不了了之。 
1985年9月8日，三舅父母来我家作客，同来的还有三舅母的好友银香姨，与先期来我家的芬姐（我妻子的二姐）相会，一同旅游。期间，我竭情接待。他们几位于10月6日离去。
我的姨
我有两位姨：大姨余筱英（余晓音，1922年10月21日-2008年6月15日），小姨余素英（余影），1928年生人。
大姨毕业于宁波锦堂师范，当过小学老师。1949年，大姨在参加了一个政府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参加工作，在甬江日报任职。1952年在宁波专署财务科工作，后到大连俄专学习，在此与姨父裘尧作相聚。
大姨对我甚宠。在我年幼时，在外祖父母家，大姨常常搂着我使劲地亲，即使我大声哭叫她也不肯放手，每每都要外祖母干预才作罢。大姨从外面上学回来，我便会缠着她，请她给我讲故事。大姨便讲虎故事、狼故事及刊载在《小朋友》等杂志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讲给我听。大姨讲故事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她讲到高兴处时常会使我眉飞色舞，讲到悲伤处时会引得我泪流满面。大姨讲故事还会卖关子，讲到紧要时刻，故意说渴了要喝水，于是我就会乖乖地端着小凳子去倒水，回来后再眼巴巴地期望她继续讲下去。 
我稍大，便时常待在自己家中了，那时大姨已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常来我家作客。在她住的房子里，时常能看到好看的画与字（美术字），但不知道是不是大姨自己制作的。我对这种字体很喜欢，从此我便爱上了写美术字。因此，在我上宁波中学和华东革大时，我都是班上有名的办黑板报、墙报的行家里手，被同学称为“杨出版”。这些办黑板报、墙报时所写的美术字及所作的美工都得益于此。 
大姨还常唱儿歌给我听，其中一首这么唱：“这几天，我儿病了。可怜他只呆呆地向我瞧，我真为他吓坏了，心也为他急碎了……”另一首这么唱：“小花猫，咪咪叫，想捉老鼠吃，老鼠连忙逃。” 
宁波是1949年5月25日解放的。当时我在宁波中学念高中二年级。是年暑期，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和我自身想投身革命的意愿，我便和小姨两人一起去宁波找大姨。当时大姨已经参加革命了，在甬江日报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大姨的引荐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是举得到了大姨的大力支持，经过大姨的引荐，有一个单位愿意汲纳我们去。只是因为我们两人对这个单位不十分满意而作罢。此后，大姨依然对我十分关心，经常把甬江日报上所刊登的好文章、好资料，用剪报的办法送给我。 
再次与大姨接触是在1955年，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老师后，那时全国开展肃反活动，我被学校派去大连搞案情调查，顺便拜望了我的大姨与大姨父。 
1965年末，我去大连工矿车辆厂搞“四清”，使我有更多机会去看望我的大姨和大姨父。是年年底，我从大连返家，大姨父母俩为我买了很多国光苹果，还直接把苹果送到火车我的车位上。 
我最后一次去大连是在1980年夏，当时是跟随一个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所组织的教师团，为完成中美双方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的培训中方管理人才的任务而去的，投宿在大连工学院。那时，大姨的女儿裘云正在大连工学院读书，大姨父母就常常经由她给我送来些好吃的私菜。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家经济状况极为不好，我勉强读书，大弟去了宁波一绸缎店当学徒，小弟在家务农，后来多亏大姨父母的帮助，才使得我小弟去了大连，在大连造船厂当了工人。从此，我小弟就在我大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长大。当时，我大弟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很富裕，又是大姨父母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大姨父母也多次来过我家。如1981年12月15日大姨父来，1982年1月1日大姨来，我还陪着她去了北大医院看病。 
大姨是在她86岁时去世的。大姨父是在2009年2月23日去世的，终年87岁。 
小姨毕业于锦堂师范，从事过小学老师工作。1950年后，她去了人民海军海校学习，并成为了海军速成干部学校的一名老师。 
小姨长我2岁，我们几乎一起长大。我清楚地记得，泰桥余家有一个高开墩，那里住着一位我外祖母的堂姐妹，她有一位女儿叫兰青，我就跟着小姨一起去高开墩与兰青姨玩。 
小姨与我年龄相仿，我们一起在西坞小学读书，一起在甲村正始中学读书。小姨待我很好，常照顾我。我在正始中学读书时，她时常帮我洗衣服。 
小姨会唱越剧，在她就读于甲村正始中学时，还登台演出过。演出的剧目叫“盘夫索夫”。她演的是什么角色，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已经记不怎么清楚了，好象是演旦。因为，我能记得起那戏中女角的一个唱段。戏中女主角严兰贞乃戏中男主角曾荣的仇人——严嵩之女。曾的父亲被严嵩杀，曾从家里逃了出来，并改名为曾荣。曾荣憎恨严兰贞，不理睬严兰贞。此刻的严兰贞正在劝慰丈夫曾荣（严兰贞不了解曾荣底细），希望曾荣对她好。戏中有这样的一段唱段（就是我上述那女唱的那段唱词）：“夫君好比天上月，为妻好如月边星，月亮暗来星也暗，月亮明来星也明。”在这戏中，小姨演得十分出色，声情并茂，博得听众满堂彩。
小姨后来调来北京工作，与我姨夫陈捷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结婚仪式。因为她也在北京，我们接触的次数很多。我母亲来北京时也常去她家住。小姨与我妻子关系至好，亲如姐妹。在2002年时还与我妻子一起去了一趟英国伦敦，去我次女杨帆家玩。 
小姨父1990年7月16日去世，终年62岁。
我的表弟妹们
我家有与我父亲同辈的姑妈杨玲娣，与母亲同辈的有我的四位舅舅、两位姨。 
姑妈育有一女，殷芝香。 
舅姨们也都各有子女，连同我母亲名下的我兄弟3人，共24人。这24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老大，外祖父母的长女余瑞英，丈夫杨声雷，有子三人：杨先燏（杨先举、杨遐龄）、杨昌龄（杨先焜）、杨颐龄（杨先榮）。 
老二，外祖父母的长子余祖德（余秀萼），妻子孙蔷英，有子女三人：余菊玲（女）、余启玲（余庆玲 女）、余如林。
老三，外祖父母的次子余祖秀（余秀茂），妻子王锦英（王爱卿），有子女五人：余如业、余亚玲（女）、余亚娟（女）、余亚平（女）、余明（余如葵）。
老四，外祖父母的三子余祖义（余秀葆），妻子董华英，有儿子三人：余如海（已去世）、余如峰、余如新。
老五，外祖父、外祖母的次女余筱英（余晓音），丈夫裘尧作，有子女三人：裘大允（已去世），裘云（裘正允，女），裘东明（裘允允）。
老六，外祖父母的幼子余祖恩（余秀茹），妻子周玉意，有子女四人：余若安（女）、余小安（女）、余山河、余小河。
老末，外祖父母的幼女余素英（余影），丈夫陈捷，有子女三人：陈汉波、陈欣、陈姗（女）。 
我，杨先举，是我外祖父母系统生化出来的24位下下辈中的老大。 
我下面的23位弟妹们，除去我的同胞两位外，与我接触最多的有这么几位：我三舅家的余如海、余如峰；大姨家的裘云、裘东明；小姨家的陈汉波，陈欣、陈姗；二舅父家的余亚娟、余亚平等。
让我例举下面几位与我们的往来情况： 
一位是裘云，我大姨的女儿。1996年，我又一本新作《企业文化新绿》书稿出来，但在北京找不到出版单位。在我与裘云的一次家事交往中，谈及此事，裘云一口答应帮我解决。她请她在东北财经大学工作的丈夫周连胜帮忙，终获成功，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2009年我又写了一本新书《向韩非子学管理》，又是请裘云及其丈夫帮忙出版的。她弟弟裘东明与其妻子张东莉也与我家往来甚多。
一位是余如峰，三舅的儿子。他原是上海一位中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去了东北吉林四平市插队。与江苏常州孙翠珍结婚，夫妻两人两地分居。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厂作调研时，去四平看望过他。我三舅父母希望把他从东北调回南方。1982年，我请求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副主任，当时在南京企业协会当负责人的石楚玉同志帮助。该年8月21日，我便收到了石楚玉的妻子吴萍同志的来信，说石委托了常州的马国柱同志帮办，马请常州拖拉机公司协助获同意。就这样，如峰在征得他工作单位同意后从吉林调入常州。他的哥哥余如海，因为他是我三舅的长子，在我来往上海时，和我接触很多，我们感情甚笃。 
一位是陈汉波，我小姨的儿子。因为他与他妻子许洁也住在北京，我们接触尤多。他们有一女陈芊芊，芊芊想来人大附中就读，我在其中做了一些努力，经过考试成功。汉波的弟弟陈欣及其妻子仲跻敏，妹妹陈姗及其丈夫凌强，因为他们都在北京，我们间往来也十分密切。 
一位是余亚娟，我二舅的女儿。亚娟有一位女儿叫戴丽洋，她高中毕业后要考大学，亚娟与我商量择校问题，我依据丽洋读中学时的成绩，建议她报考北京理工大学，最终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丽洋现在在北京工作，与我们往来很多。她妹妹余亚平在每年清明节时去我的外祖父、外祖母的墓地进行祭扫。
我喜欢过的几位女孩子
这是隐私，关于恋爱方面的，用时髦语言叫罗曼史。关于这方面的事，按理说是不应该暴露于众的，但是我既然写史，就不能回避这件事。于是，经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将这段事记述下来。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已有很多人向我父母为我的婚事提亲。我上大学后，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女朋友。但真正由我自己作主考虑这件终身大事的则是我参加工作即1950年后。 
我这一辈子喜欢过的女孩子有四位。 
一位是L君。她是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同班同组同学。因为同组学习、同组生活，日久产生了感情。我们都是1950年3月进入革大学习的，同年10月，学习结束，我们全部同学都奔赴安徽皖北参加土改。但不知何故，L君却利用回家的机会，离开了我们队伍，去了青岛中山路的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从此我与她便相隔两地。 
但是，我们依然有鸿雁来往，友谊继续发展，一直到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感谢她托人送来两件物品：一管口琴和一本漂亮的日记本。 
1953年，她专程从青岛跑到北京来看我。当时，我去前门车站接她。住在一家离中国人民大学不远的东四小旅店里。期间，我多次与她见面，我们一起去东四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场电影。 
L君与我相交的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同班同学中没有声张。我认为这是隐私，同时更觉得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可以公开的地步。事实证明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次见面，我们间并没有出现如真正恋人那样炽烈的感情。相反，我们的感情回峰反逆，急转直下。 
回峰反逆，急转直下，其中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可能她见我长相不帅，可能她见我个头长得不高等。面对这些，我也平静待之，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她回青岛时，我送她到车站。此后，我们间基本上没有再联系。她曾经来过一封信，说她已经结婚，说她丈夫时常打她，说她家经济拮据等。我没有搭理这封信。 
一位是S君。她也是华东革大同学，但不知道她属于哪个班。我们是1952年6月在安徽芜湖相识的。当时，我被安庆地委选派去安徽大学补习班学习，恰巧她也在这个班上，我在四班四组前排就坐，她在四班五组前排就坐，是紧挨的。我的学习成绩比她要好，她的数学学得不太理想，便常常过来向我求教。一来二往，我们间便有了感情。晚饭后我们一起逛马路，一起在街上吃老鸭汤，一起泛镜湖荡扁舟，一起看京剧《尤三姐》。就这样，我们的关系维持了两月有余。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独立招生的待遇，学校的招生组来到芜湖招生，便把我选上了，我与她也就这样分手了。我到人民大学后，她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还寄来了一张小照，背面写着这样的话：“送给你作个纪念”。 
此后第二年暑期，我回宁波探亲路过上海，专程去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她被该校录取）看望她。我在那里见到了不少原补习班的同学，却唯独没有见到她。后来我了解到，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也是补习班上的一位同学，此后我与她也就再没有任何往来。 
一位是ZH君。她是我在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她与我一起照的一张相片中，她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这个举止对她来说可能是无心的，但对我这种思想保守的人来说却是很敏感的。我入研究生班是从计划系本科生中选派进来的，据说她也是这样进入研究生班的。她原在工厂管理系的石油班就读，后被选派入研究生班。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班期间，喜欢她的人很多，有的甚至曾对她展开过猛烈地追求。但我只是默默地喜欢而已，没有任何超常举动。后来我留校工作，她去了大连海运学院工作。有一次，我去大连出差，我专程去看望过她。她待我十分客气，陪我观赏旅顺等地。我在河北定县劳动时，我们间也曾有过书信往来，只是不多。后来她去了吉林工业大学工作，嫁给了SH君。后SH君得心脏病去世，她的脑子也得了大病动了手术，晚景十分不好。1981年9月25日我去看望过她，当时她的手术已经进行完了，人显得十分苍老。 
上述几君，有的我是爱了、恋了，但却吹了。有的是只爱无恋，有的是只恋无爱。但她们都是我个人生活中的几朵波澜之花，于是小记之。 
一位是她。关于她，让我用下列三个题娓娓道来。
我与她相爱了
让我用浓重的笔墨来说说她——我的妻子。我一生中唯一的妻子，已相依为命生活了52年的妻子，为我们生育了3位女儿的妻子。 
她叫董华蓉，是我用真情之力追求得来的，是在我们间有着青梅竹马般的感情中得来的，是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牵拉而成的。 
她比我小2岁。 
我们从小就认识，她是我三舅母的亲妹妹，我小时称她为姨，她又名小毛，所以我曾叫她为小毛阿姨。 
我小的时候，就与她有某些接触，但终因礼教的原因接触不多。成记忆的有三次。 
一次是在泰桥。当时，她跟着她董家跳的同族中人，如她的大姐（我的三舅母）一起去河头祭祀清明，我也跟着去了。那次她身着红毛衣，显得玲珑活泼。一次是在杨四岙，我们是从泰桥为逃避日祸而去的，我去了，她也去了。再一次是在董家跳，在三舅母的新家里见到的。我、小姨还有她，我们三人一起玩打麻将、“打荞麦（拍掌）”等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这多少带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了。她还曾随着她二姐夫家的人来杨家看望她二姐夫的姐姐，尔后，她在她二姐夫的杨家亲人的引导下，来过我家。 
以后，我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与她再见面已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了。1954年，我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52级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班全部同学到上海闵行上海电机厂等厂实习。实习结束后，我回住到了上海市里，从我三舅那里得知她在上海东长治路505号的上海海运医院担任护士的消息，我便专程赶去拜访她。不巧，她却下夜班了。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子，请另一位护士何若兰同志转给她。条子内容很简单，问安祝好，讲了一下我的情况，并告知了我的通信处。 
谁知我这张条子竟是一把火，有巨大的炽烧效果。它点燃了我与她之间的恋情、爱情、好合之情，使我真正地品尝到了甜蜜的爱情味道。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从此我们两人间鸿雁飞飞，情感炽炽，互报情况，互勉进步。 
通过信，我了解到她是在1949年离开家去了上海的一家制袜厂当工人。后又考学去了大连，在上海海运局大连办的护士训练班学习。两年后回到上海，她进入了海运医院工作。她是上海海运系统中的一名积极分子，于1954年12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位优秀党员，曾参加了华东一级机关团的代表大会。 
时间在前进，我们的感情也在发展。到1955年秋，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时，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十分炽烈的程度了。于是，1957年秋，我专门从北京去了一趟上海，与她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初恋之会。
我与她成了亲
初恋的生活是难忘的。 
那时她正在上海宝山农光三社下放劳动，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她事先给我找了一家旅店——西安旅社。这个旅社毗邻海运医院。 
我住进旅社简单整理后，便自下午5时起，在旅店门前倚闾迎接她的归来。 
她请了几天假陪我休息，游玩。 
初见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促膝谈心。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当时我们思想比较传统，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本不敢紧挨相坐。但我又有强烈的愿望想要靠近她。我突然急中生智，把我正在洗脚的水故意溅湿到她的椅子上，使她必须转移坐处。然后，我就一把把她拉到了我的沙发上，这样地，我们贴身了，贴心了。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很晚，临走时我们亲吻了，她向我告别后回到了她海运医院的宿舍去。 
在以后相聚的几天里，我们没有去上海任何地方玩，始终聚在旅社里，或倾心聊天，或去长治电影院看电影。 
花有谢落的时候，酒有散席的时候，到了我必须回北京的时候了，我俩只得分手。那是晚上，她送我到车站，我与她坐在双人座的人力三轮车上，她把她事先买好的糖塞在我的怀里，这糖的名称叫“甜甜蜜蜜”。自上海北站依依惜别后，我们俩又过起了长相思的两地分隔生活。 
1958年，我在河北定县韩家洼南会同村劳动，她仍在上海宝山农光三社下放。我们书信频频，互慰情思。如此到了该年的10月29日，我俩终于瓜熟蒂落，北边杨树与南边的冬青树移栽在一起，花开并蒂，我们在上海成亲了。 
我们的婚礼是这么办的。10月27日，我从定县劳动处请假到了上海，她临时把我安顿在西安旅社住宿。我们俩首先去了上海提篮桥区区政府那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了结婚征。她从她最要好的朋友梁秀坤同志处借得梁的宿舍(在闵行路201号的一座宿舍楼里)，用作我们结婚用房。又搬来了她的寝具被子等，把我们结婚所需之物全部准备齐全。 
成亲那天，她的众多好友，如袁云萍等同志前来祝贺，送给我们很多礼品，诸如金笔、枕套等。我们没有宴请宾客，只分发了若干甜甜蜜蜜喜糖。希望所有人通过我们这些甜蜜的糖分享我们的快乐与深情。 
成亲是一件庄重的事。我们沐浴，更衣。她穿新娘衣，我着新郎装。我们完全沉浸在结婚的喜悦之中。 
婚事完后，我又要回定县去了。她的眼中噙着泪水，我们互道珍重，在上海北站握手分别。她回到我们结婚的洞房处，默默地收拾房间，洗涤寝具，向房主深深示谢。 
婚后当年春节，我们又在上海相聚了，这算是度蜜月吧！最先是在三舅母的家，后又去了杭州，最后到了宁波我父母处以及我岳母处。 
感谢、感谢、感谢“信”！是“信”把我们两人的感情连接在一起，是“信”点燃了我们爱情之火。而今天，又是“信”，把我们婚后的相思情紧紧栓在一起。见字如见面，见文如见心。信相连，文相通，心相贴。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为我打了一条毛裤邮寄给我。我需要买自行车，她便寄钱过来支援我。 
这样，我们终于熬到了1959年5月，组织把我亲爱的妻子从上海调来，使我们的长相思变成了长相聚，两地亲变为了团圆欢。 
关于我妻子从上海调来北京一事，还有这样一段情节。双方组织在商讨我们俩调动的事情时，都不肯把自己的人放出去。妻子方甚至提出，假如我校肯把我调到上海去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把我安排到上海海运学院去工作。但最终还是妻子调到了北京来，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工作。 
我们之间的结合，“信”是功不可没的——恋爱期间的信，婚后劳燕纷飞的信。我们珍爱这些信。我们相聚后，我们俩便把这些信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成为珍贵的纪念品。只是可惜，在那动乱的岁月里，我们怕这些东西被认为有小资味，怕被抄，于是便狠了狠心，一把火烧了。
与妻子一起度日组家庭
婚后，我们两人相亲相爱，共度岁月。 
妻子是位十分要强的人。她自学医学大专的课程，读业余大学，到北医三院进修。她原是护士，经过努力，对内科、外科、儿科、传染科医学知识均有所掌握，担任了内科、儿科以及传染科的主治医生，且是位有较好医疗技术的人。一些危急病人经过她的治理转危为安，一些病重者经由她正确地处理和判断后，被及时地转送到上级医院去。我经常能够听到某些熟人同我说：“我今天的生命是你妻子医治后捡回来的，谢谢你妻子！” 
妻子工作很努力。在上海工作期间，她就是一位积极分子，受到了领导的重用，还脱产搞了一段时间政工，做外调工作。调到人民大学后，她依然如此。 
妻子要求上进。1954年她已是党员，她特意写信给我要我入党。在抗美援朝期间，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要拿起针管作刀枪与美战。在人民大学工作期间，在她行将退休之际，组织委任她担任了一段专职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工作。 
妻子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在家庭中温柔体贴，对我爱护倍至。她是我的贴身衣、小棉袄，使我的心始终是暖烘烘的。我的衣食住行都是妻子一手料理的。衣，她为我自做衣服，帮我添置衣裤，若是适逢一些重要活动，如去台湾参加会议，她带着我去大街购置西服；食，我们夫妻都是宁波人，她张罗着为我们做宁波菜，什么油焖笋、咸菜烧黄鱼等；住，冬盖被子夏遮毯，她都为我安排得妥妥贴贴；行，她恐我年岁大骑自行车出问题，不让我骑。 
妻子是医生，她成为了我最好的保健医。生病时，她为我精心治疗；无病时，她也教我如何预防。如今，我每日所吃的保健药，如防治心血管病方面的，防骨质疏松病方面的，还有什么施尔康，维C等药，都是在她的指导下服用的。我这一辈子动过四次手术，每次她都十分关心我。1970年，我因胃溃疡行针刺麻醉下胃大部切除术，期间，她彻夜守护我。 
1996年8月20日，我用滚烫的水沏茶时，不慎将水洒在大腿、小腿、足背上，受伤面积约占右腿等部位面积的1/4，受伤度一度、二度，大腿等部位皮开肉绽，是经过我妻子的精心治疗护理，使我的腿伤得到较快痊愈。这么严重的烫伤，妻子为了减轻我的痛苦，不让我走路，不让我去医院，全由她一人独自处理。 
在事业上，妻子也是我的贤内助。我爱好写作，她积极协助、配合。时至今日，我独立写作出来的书、或与他人合作写出来的书、文章等，已达几百万字之多，在这里，我的妻子功不可没。1990年，我的《兵法经营十谋》一书再次印刷发行，我又买了几十本，书在出版社太平庄的书库里，我妻子冒着有可能发生心脏病的危险，硬是蹬着三轮车把它拉回人民大学。 
成家后，我们有过几次迁居。最先是在我校红二楼二层44号，后来有了孩子，便又加了一间小房——锅炉房5号。后迁居至林园1楼8号，再后又迁居至该楼4号，最后搬到林园10楼34号。2005年，我们在世纪城时雨园购置了新房，遂搬此。在这几次的迁居中，我妻子是出力最多的。 
在拥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后，那是在1960年前后，我们便将我的父母亲接来和我们同住。有时，我的母亲也去我大弟处宁波居住，我们便寄些钱给我的母亲。对待双方的父母，我们都恪尽孝道。在照料我母亲的同时，我们也不忘照料我的岳母，也时常寄钱去。及至岳母过世，我们俩便将钱寄给我妻子的二姐。 
我与我妻子拥有三位结晶体，都是女孩。我们俩共同抚养、教育孩子，使之成人、成材。长女进了北大，后在瑞典攻读博士，是位洋博士；次女进了清华，后在英国读硕士；幼女考入首都医科大学，后去英国续读MBA。 
1994年，我去台湾开会时途经香港，在那里买了一条金项链送与我的妻子。我与我妻子在年轻时是恩爱的。至老，少年夫妻老来伴，依然相亲相爱。“伴”者，人之一半也。我们的生命都是各自父母赐予的，但至今，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有一半的生命是对方填补完整的。如我，是她的呵护与照看使我生活得很好。 
妻子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患有心脏病、高血压、青光眼等。1987年后，有昏厥症状发生，有时竟会倒在大街上。1996年6月8日，妻子便因心脏病而在学校的静林商店里昏厥过。2007年，妻子不幸患了肾功能衰竭症，从该年11月21日开始做透析，依靠透析维持着生命。 
妻子这许多病症，有部分是积劳成疾所致。如肾功能衰竭症，2005年，我们家从原人大搬至今世纪城。搬运家具、设计房舍、装修新居、购买家什、布置房间等，她都费尽心计。在这个搬家过程中她是最劳累的，再加之她患有高血压等病症，这样促使她患了严重的肾病。 
我深爱我的妻子，看着她被病痛折磨得日益憔悴，心如刀割，我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她排除痛苦。最初她去医院做透析时，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接送不离身。后来她来去医院改坐出租汽车，不需要我陪同了，那我也要送她上出租汽车。每月，我都要奔走往返于医院和人民大学财务室之间，去医院缴付治疗费，去学校财务室办理报销事宜。 
2011年3月10日，将是我妻子虚岁80岁的生日。届时，我的长女一家、次女一家都将赶回北京。按“祝九不祝十”之说，两个女儿会同她们在京的小妹，为她们的母亲庆祝八十大寿。为此，我想送妻子一条金项链以作纪念，但她不同意。我突发感想，我何不以《漫漫小路》——这本由12万字的字珠串缀而成的文字作项链而赠呢！ 
我祝愿我妻子晚年愉快，幸福。
长女在瑞典读了“博”
长女杨扬，1960年7月25日，农历庚子闰六月初二日出生。 
1960年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物资紧缺，我妻子当时怀孕，身受这些紧缺之苦。 
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制。票，有粮票、布票、肉票等；证，是政府发给每户的一个居民本，凭这个本，商业部门每月发给你若干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麻酱，粉条等（一般的个人也有类似的本）。 
我妻子身怀六甲，其进食除供本人需要外还要供给身上孩子吃，理应吃得好一点、多一点才是。但是，此刻哪有这样的条件？那时我妻子的口粮标准是月26斤，肉月2两，吃的油、糖也是定量的。我妻子的二姐，从农村寄来一只酱鸡给她妹妹吃，以补养她妹妹孕中的身子。但我妻子哪舍得她自己一人吃呢，还是请大家一起享受。 
杨扬生下来了，需要报户口。当时，我们住在集体宿舍里，住在红二楼二层44号。集体户口是报不了户口的，没有户口就领不着给孩子、产妇的供应品。此刻，学校给了我们一间十分简陋的叫锅炉房五号的房子。我们就凭这间房子，以婴儿杨扬的名字报上了户口。为了照顾未来的孩子，我们从老家请来了我的母亲来京帮忙，没有我母亲住的地方，我们向徐昶同志借了一间房子用。以后学校很快给了我们两间房子，与他人合住在一套房子里，那就是林园一楼八号的房，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真正的家。 
杨扬是在北京妇产医院生的。孩子出生那天，我始终守候在医院里。孩子生下后，我在医院玻璃隔墙外看了一下孩子的模样后，立即去北京百货大楼买了一辆婴儿躺车回来。这车是个重要的家什，自杨扬以下我的三位孩子都是在这个摇篮里起步成长、扬帆远航的。 
生后，初次尝到身为人父滋味的我，竟不知道如何抱孩子。面对她的哭闹，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下，我只得把她从四层（林园一楼八号在四层）抱到楼下一层，又从一层抱到四层，如此反复，企图使她不哭。 
在她幼童时期，她一人在楼下玩的时候，走丢了。此后，我就给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及住址：林园一楼八号字样，杨扬。 
她上幼儿园时，害了猩红热的病，需要隔离。我妻子对她百倍照顾。尔后，我们把她送到传染病医院去医治。在医院里，有护士笑着对她说：“你脸红红的，眼眍眍的，鼻子高高的，你去演戏，可以不化妆！” 
我女儿还患过内斜视（俗称“对眼”或“斗鸡眼”）的病。当时，我妻子很着急，陪着她去同仁医院看病。那时我在北医一院的眼、耳、皮科工作，她也去了我所在的眼科看病。  (0) 
她上小学时，放学回家以后，有时我们会检查她的书包。这时，女儿就把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五分钱，暗藏在花瓶底下。 
当时我的小姨在北京，她便老吵嚷着：“我要到小姨婆家去！” 
她10岁时，我去北京顺义带知青劳动，两周回一趟家。每当我回家时，她都会在进屋的显眼处，直着排放着几张凳子，上面放上玩具娃娃、玩具动物之类的玩偶，成队列状，站在最前面的是玩具娃娃，手里拿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欢迎爸爸回来！”之后，她便会乱翻我的书包，看看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东西送给她。 
我的长女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学的首批学生。她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83年本科毕业。即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进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没有多长时间，1989年9月26日，她去了瑞典卡罗林医学院读博士，毕业，现在在瑞典阿司确制药厂工作。 
美丽的瑞典 
她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期间，1989年10月，获得了由中国化学会颁发的中国化学会1988年度高分子物理优秀硕士论文奖。 
她的丈夫魏少政也在瑞典工作，是位医生。大女婿是杨扬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毕业于上海二军医大。他们是在1986年3月23日结的婚，育有2个子女。女儿魏紫薇，目前攻读大学，所学是法律专业，即将毕业；儿子魏逸宁，正在读中学。
长女之女魏紫薇基本是由我们夫妻俩与她的祖母一同带大的，及至她4岁多，才去瑞典与她的父母相聚。 
1995、2001年，我们夫妻俩两次去过瑞典。长女经常回国来探望我们，最近一次是2010年9月17日。
次女是位不错的计算机专家
次女杨帆于1962年2月14日，农历壬寅正月初十出生。 
杨帆是在北京妇产医院晚生的。当时临产情形至今我依然记得清楚。该天垂暮，学校放露天电影，我与妻子一起看着电影。妻子突然感觉肚痛，有临盆症状，那时我们经济条件不好，于是我们回家稍事整顿后就拔脚坐公交车去妇产医院，车到动物园，再坐公交车到德胜门转车，此刻的妻子实在支撑不住了，我宽慰说快到了，就这样地硬支撑着到了医院。很快，8点多，生下来了我的次女。 
妻子生二女闹了大出血。医院给我妻子若干好吃的，如糖葫芦等，妻子却舍不得自己享用，省下来给了我们吃。 
次女出生后，有好多热心人相帮，如系副主任石楚玉同志送我们孩子睡的小床，姜建彬同志送我们小凳子、小衣服等。 
当时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我们俩的工资月100余元，每月要给两家老人寄钱30元。因为我们的长女、次女出生间隔时间很短，两女儿面世给我们带来欢乐，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如何照看她们俩，我们请来了我的母亲帮忙，后来又雇用了一个保姆协助，保姆费30元，我家余下的钱就很不多了，我家紧紧缩缩地过日子。
长女与次女一次外出游玩中，长女不慎把妹妹弄丢了，我妻子着急。最后还是我妻子把次女找了回来。此时，我的次女见到她母亲大哭，成泪人儿似的。 
次女稍长，我上街的时候喜欢带着她一起走。有时兴起，我口中便会不自觉地哼出小曲，却不成调。此刻的她嫌我胡唱，就会远远地离开我。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好多东西都凭本供应，如鱼。一次商店买鱼，就是由我这位女儿去商店买回来的，当时的她只不过六七岁大。 
我们家在四层，我们就叫两位女儿每天轮流扫楼道，长女扫一天，次女扫又一天，不间断，她们工作得很认真，博得邻居赞扬不止。 
次女聪明能干，在小学、中学时担任过小队长、大队长。后来因为她嗓子不好，就不再当干部了。她被抽调出去参加军训，成绩也很好。 
在她四岁的时候，我从大连搞“四清”回来，给她带回来了玩具枪等玩具，女儿很高兴。她小时喜好唱歌，就会站在凳子上唱《打靶归来》等歌，但唱得不成句。唱完后，她自己为自己鼓掌、喝彩，我们也为之捧场。
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次女上中学时，好好的嗓子突然变哑了。急得我们四处问医，到中医医院请她吃中药，到北医一院给她看病。她还得过足腿的病，老站不稳，我们陪着她到多家医院看病，如北医一院。 
次女是清华大学汽车系的学生，学的是发动机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工程专业，读硕士生，在1985年。因为入学考试成绩优异，取得了出国攻读研究生的资格。1985年9月，次女去上海的外语培训单位培训外语。1986年7月30日出国，到英国城市大学读研究生。在读书中，因与老师发生观点分歧，辍学，转而工作。
美丽的伦敦 
次女目前就职于苏格兰皇家银行，做计算机方面的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计算机工程师，常常是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她做之却成。
我的次女嫁给了一位叫麦盖夫的英格兰人，入英国籍。次女的这位丈夫对我中国十分友好，偏爱中国文化，平日里喜好打太极拳，对我们也很有孝心。育子一，叫艾顿，起中国名杨光雨；育女一，叫娜雅，起中国名杨光露。用“光”字起名，这是因为在我杨氏家系中，按“于先有光”的顺序排列，我父亲属“于”字辈，我属“先”字辈，我女儿属“有”字辈，她的子女应该属“光”字辈。应该解释的是，按家乡旧礼教说法，女人是没有排辈起名一说的，这也是我次女开玩笑所为。她还戏谑地说，若按辈分起名，她大姐可起名为“杨有福”，她可起名为“杨有禄”，她小妹可起名为“杨有寿”。 
我们也曾多次去过次女的英国家，分别是在1995年7月16日、1997年2月9日、2000年5月14日和2003年8月2日。中间两次是为去照看我们的外孙、外孙女去的，首尾两次则是她们请我们去玩的。 
我现在所住的房子，还是以她与我们的名义合伙买的呢！ 
我的次女虽入英国籍，但十分热爱我们的祖国，深盼祖国强大。她与她的家人也时常回中国来，最近一次来祖国是2010年9月22日。
幼女是位出色的营销白领
幼女杨航，1970年8月8日生，该天按农历说是庚戌年七月七日，即七巧日。这是个吉利的日子，8月8，发发发，七月七，巧巧巧。因此，我甚至曾想过将女儿起名为杨巧，但终还是用了杨航这个名字。
幼女出世，我们请来了我妻子二姐的三女儿阿四（陈志旭）帮忙。一直照看到我幼女杨航能上幼儿园为止，她才回到老家去。 
幼女幼小时长得十分可爱，我家亲朋邻里的人都喜欢她，逗她。她也会像小大人似地与叔叔阿姨们聊天。一次我三舅的二儿子如峰从东北来京，把她带到上海我三舅的家。上海的她的大姨父母十分疼爱她，大姨母家的儿媳妇的娘家人也十分喜欢她。因此她在上海享受到了不少人间快乐。她回京后，就同亲朋邻里叔叔阿姨们说：“你看到过人间办丧事那样的事吗？”“你看到过人间婚庆喜事吗？”她母亲去大兴下放锻炼当医生，她也跟着去了。她回到自己的家后，又同亲朋邻里的叔叔阿姨说：“你看到过母猪下猪崽吗？”“看到过小孩儿掉到粪坑里去那样的事儿吗？”“你到地里捡过花生吗？” 
幼女小时肝脏闹过病。当时，她还在念小学，她所在班级有两位同学得了肝炎，当时她作为该班的班长，在与之接触中也被传染上了。得肝炎需要打针，虽说针头刺入她的皮肤时，她痛，但我的心更疼。由于生病的缘故，女儿只得休学，在家养病、治病，但学校照顾她，并没有按照休学去处置，只是让她可以不去上课，允许她在家里学习，期末参考。这样，为她授课这个繁重任务就落到我的肩上了。在我给她授课期间，我们俩被隔离在一间屋子里，我教她学语文、数学。到期末，她去学校参加考试，居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令我欣慰。 
幼女还得过这样的病，突然四肢发直，不省人事，急得她母亲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在北医一院工作，为此，我特意请教了我院神经科著名专家高素荣医生，她告诉我，这病叫做愤怒惊厥，不要紧，慢慢会好。
我的幼女聪明能干，小学时就担任了大队长的职务，很得老师的信任。 
幼女考大学报志愿时，预选了好几所学校，第一志愿是上海医学院，应试后内部得知她已被录取了，但是在发榜时却被录取在首都医科大学，这就是说她在上医的录取名额被人内挤了，学的是卫生预防专业。 
她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后，于1999年7月29日去了一次英国，住在她的二姐处，在英国一所大学攻读MBA。2000年2月1日她回了一趟国，是为了收集撰写MBA毕业论文的材料而回国的，2000年10月16日学成回国。 
她大学毕业后，在多家外资公司工作过，基本是改行了，改做营销方面的事。她先后就职于伯乐（美国公司，销售医药器材）、强生（美国公司，销售药与卫生用品）、生力（菲律宾公司，销售啤酒）等公司工作，现在在一家以色列人创建的销售净水设备的公司工作，算是一位工作做得较好的营销工作者。 
2001年，她在上海伯乐公司工作期间，住在斜土路1509号。是年10月3日，我与妻子应幼女之邀去她所住的地方小居，在那里我们生活得很愉快。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她有一个儿子，叫高梓淇，小名壮壮，十分可爱。 
说完三位女儿的情况后，现在让我对她们三位再汇总地说几句话。孩子们的名是按“扬帆远航”的寓意而起的。如今，我这三位女儿真的都远航了，两位出国定居，一位出国读书。总体说来，我们的三个女儿天资尚可，学习尚努力，工作尚勤奋。她们起初接受的教育，人大幼儿园、人大附小、人大附中对她们的教育都是很好的。我作为她们的父亲，在对她们进行启蒙教学中做得还算称职。每位孩子一生中所认识的第一个汉字都是由我教会的，我用我自制的土黑板，从“大”、“小”、“上”、“下”等字入手，教她们识字、懂礼。
泰山亲情
我有幸与董华蓉结合，有幸有了一位好泰山。
我的岳父董继斐，又名董哲成（1893-1953）；岳母名陈秋玲（1895-1972）。 
董继斐的父亲，在绍兴枫桥工作，开店，置地。有四男三女，董继斐为次子，排行也是第二。董继斐父去世后，其家叶落归根，搬回至老家董家跳居住。 
董继斐育一男三女。第一个是儿子唤董启庸（1914-2004.9.26）；之后一连三女——长女董华英（1919-1993.8.15），即我的三舅母；次女董华芬（1925）；幼女董华蓉，即我的妻子。
小时，我去三舅母家的时候常去岳父家。那时，我是以舅母外甥的身份去的，我称呼三舅母的父亲为外祖父，其母称呼为外祖母，其兄称为舅，其姐称为姨，包括我现时的妻子，那时我也是称呼她为姨。 
我岳父家有宽敞的明堂，有四间房子，种着夹竹桃、玉荷花、茉莉花、葡萄等花树。 
夹竹桃
自外祖母家被土匪焚毁后，三舅母举家迁住董家跳，先住在那里的新屋门头，后住在石狮子弄，距离三舅母的娘家都很近。是时，三舅母的父母对我三舅母及其家里多有照顾，经常送来美菜佳肴等。 
我的岳父曾在杭州一所大学里读过书，学的是政法专业，但没有读完。因为他学过法，所以当时村里的人凡需要打官司的，都会上门来向他讨教。他回家后，还搞了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那时董家跳还没有小学，他就自己兴办私塾。在他家的楼上放上几张桌子，几条长凳，收下若干弟子就讲起课来。庸哥、三舅母就都是他当年的学生。
我岳父有新思想。他平常在家里爱琢磨些新东西，如拾掇收音机等。他在董家跳开过棺材店、木器店、肉店，在宁波开过米店。他把自己家里的地卖了，在白杜那个地方兴办过桃园。据说，当地优良的水蜜桃品种，最初就是由他从外地引进的。只是有一年，天下冰雹，所种桃子被砸打损失惨重，他的桃园也只得关门了之。 
我的岳父、岳母待我极好。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去三舅母家，我应我这两位长辈之请，去吃了一顿过年饭，菜肴很丰盛，让我大饱口福。 
我的岳父、岳母家是积善之家，做了很多好事，特别是对我的外祖家。外祖家惨遭土匪焚烧，在土匪遁逃以后，正是中午时分，三舅母的父母从离泰桥十里路外的董家跳为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是谓及时饭，是谓雪中送炭的饭。不久后，我外祖母病逝，外祖家在焚烧事故后经济困难，这时，又是三舅母的父母伸出了援助之手，其母将她自用的寿材贡献出来，供我外祖母用。 
1955年后，我与董华蓉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我在吉林从事外调工作，在长春买了若干人参糖送给这位亲人——我妻子的母亲。而这，也成为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岳母敬献的孝心（当时我岳父已作古）。
庸哥与芬姐
庸哥，董启庸（1914-2004.9.26），我妻子的哥哥。 
1982年5月10日，我去宁波参加由中国机械工程协会召开的“适应市场变化组织多品种生产学术研讨会”。我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的大弟家后，于14日，专程去看望了庸哥家及其子系家人。
庸哥，上海一家制袜厂的技师。妻子何菊英，1919年生人，1980年因心脏病去世，生四女二男：嘉瑶（女）、祖刚（小能）、玉意（女）、嘉珍（女，阿三）、祖杰（老毛）、嘉萍（女）。庸哥在上海有情人，叫沈华翠，这是在沈华翠的原丈夫去世后所发生的事，生有二女一子：素玲（女）、素珍（女）、永良。庸哥与沈华翠的关系是秘密的，不曾公开。在何氏去世后，庸哥又娶了一位妻子叫徐宝珠，无出。1994年，在一次劝架中，徐氏意外被推，倒地而亡。 
1957年左右，我家迁居，住在宁波县学街敬修巷三号，庸哥的家也住在那里，成近邻。因此我们两家接触很多，他家还常常端来炒好了的菜肴让我家吃。 
庸哥很聪明，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肯钻研，最终成为了具有较高水平的制袜技师。此外，他还具有极强的记忆力。1996年我去拜访走马塘芬姐家时，芬姐也把他请来了。我向他讨教有关我祖父方面的情况，他向我提供了很多十分可贵的材料。 
这次我与庸哥见面，他向我讲述了他后面那位妻子徐氏死后的事。这位妻子生前有钱，还有金货那类的东西。人过世后，庸哥把这位妻子遗留的钱分配给了他的几个子女。这些钱财如何处置，庸哥与几位孩子是商量了的。但在具体分配中还是出现了矛盾。其中有一位儿子对分配不满，认为分配不公，不应给予外嫁的女儿如此多的财产，并以此为由与父亲断绝往来，与姐弟们也形同陌路。 
因此，该天晚上，我特地跑到庸哥的这位对分配有意见的儿子处，对他们夫妻二人做工作，试图让他与庸哥和好，与其姐弟们的关系和好。我们沟通了近3个小时，仍无果。直至今日，这个儿子仍然不理他的姐弟们。他的父亲去世了也不奔丧，也不示哀。对此，我感想颇多。人总是该有些人心、人性的，纵然父亲有天大的不是，但他毕竟是生你养你的父亲，更何况这只是身外之物方面的矛盾，更犯不着如此决绝！动物尚知反哺、知跪乳，岂若人哉！
芬姐，董华芬，我妻子的二姐。 
董华芬的家在走马塘，离我的老家杨家很近，只有几里远。她的丈夫叫陈才高。他们育有五女一子：佩媛、佩玉、志旭、佩娟、如刚、咪佩。
芬姐与我的小家关系至密，我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杨航后，就是请来了她家的第三个女儿陈志旭（阿四）来我家帮忙，帮我们照顾孩子的。 
上面提及1982年我的宁波行，去了我大弟家、庸哥家，还去了芬姐家。时间是5月15日，是坐汽船从宁波往走马塘方向走的。这是我离别家乡32年后的第一次赴家乡行。船在奉化江上走，过方桥，我就在船沿上眺望，睁大眼睛仔细张望我的故乡杨家、斗门桥，看斗门桥的那个码头…… 
宁波市走马塘
船到包山渡下船，上驳船，最终到走马塘。既到芬姐的家，芬姐十分热情地接待、款待我。她施展了“手一招，人一潮”术（这是芬姐自己形容的话），便派出三人：国芳（二女婿）、俊芳（三女婿）、如刚（子），分别去金家堰、孙家漕、董家跳去请老毛（庸哥的二儿子）、阿五夫妇（佩娟夫妇）及全家、亚芬（未过门的如刚媳妇）。当晚，老毛来了，阿五全家人来了。第二日，亚芬及云龙太太也来了。这时，陈氏家系到场的人共有20人之多（个别的不属陈氏家系的人），真可谓人气鼎盛，热闹非凡。芬姐家用上好的饭菜招待我，有肉、螃蟹、鳝鱼、鸡、平鱼等，给予了我绝对的重视与温暖。 
利用晚饭前间隙，我在姐夫才高哥的陪同下，观赏了走马塘的田园风光。我小时务过农，这样的田园风景儿时见过，如今却有久违之感，十分亲切。夕阳如血，晚霞如锦，憨朴的牧童吟唱着乡间小调，水洼边的青蛙鸣唱着动听的歌声，那归家的农人，那飘拂的稻苗，那袅袅的炊烟，那淡雅的野花，这些便构成了一幅温馨的黄昏田间小景，这样的恬谧景色在城市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江南田园风景 
此时正是农忙季节，割麦，插秧，收菜籽……我不便多留，同时我也急需回宁波与会。16日上午，我在俊芳的陪同下逛了一下这里的市场，看了几户亲人的家居，吃了中饭后就告别了芬姐、才高哥及众亲人。是时，俊芳用自行车把我驮到虎啸周，然后，我在那里坐上公交车返回宁波。
金色童年
我的童年生活可分两段，八岁前为一段，八岁后为又一段。 
八岁前，我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八岁后基本是在我自己家里度过的。 
我八岁前的童年生活,其特点可用六个字概括：得宠、愉快、无忧。 
得宠 
首先得我外祖父母的宠，其次得舅们、姨们的宠。那时的我，脖挂银项圈，任意乐逍遥。爱吃就吃，想玩就玩，无拘无束，确实有点几分“外孙皇帝”模样。 
愉快 
愉快在吃上。吃我爱吃的，如花生酱、海蛎子等。凡是我喜好的食物，大抵都可以吃到。 
愉快在看上。看大人们养蚕、缫丝。看祠堂里演的笃戏（越剧）。为了看戏效果好，在看戏前，大人们就会去戏场里占上一个好的看戏位置，并用稻桶倒放，上铺门板，便于看戏。 
愉快在听上。听大人们讲故事，我大姨就时常给我讲些老虎精等的故事给我听。此外，我还跟着外祖母去公房处听说书。 
愉快在玩上。与家里人玩捉迷藏；与小姨玩拾子；看如康（外祖母家牧童）“翻顶倒”（前滚翻，后滚翻）、“捉蜻蜓”（侧身翻）、“打虎跳”（凌空翻），并请他教我做这些动作。看他踩高跷，看他“耍流星”（一根长长的绳子两端系上圆球状能发光东西，然后耍舞，使绳子成直线状，两端发光体迅速旋转，十分好看，这种玩法，现在在杂技节目中能看到）。
愉快在走亲戚上。跟着外祖母家的人，如舅、姨，一起到外祖母的娘家杨四岙去。那里有秀美的风景，那里有成片的竹林，利用竹子做水枪玩。 
我还参加采摘活动。采摘苦柳树子玩，采摘毛栗吃，采摘桑椹吃。 
我还愉快地参加舅舅与舅母结婚时的闹房活动；愉快地参加当地老乡的婚事活动；愉快地在河里摸“黄鲜”（蛤蜊）等。 
无忧 
稚童，天真烂漫，有何可忧？其实儿童也是有忧的，如上幼儿园，你不愿意去，这便是忧。上学校，你想赖学，家长非让你去，这也是忧。但我上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赖学行为，而且还十分愿意去读书，所以我的童年可谓是真正的无忧。
在我八岁以后里的童年里，生活依然过得很愉快，但有新特点——合群地玩，我拥有了更多的同龄朋友。我和这些朋友一起玩打弹子（圆球球，地上有若干洞，看谁先用手指把圆球球弹入洞内，轮着打，可以破坏对方进攻）；一起玩滚铜板（在墙角里放上一块板，使之出现斜度，把铜板从上面滚下，看谁滚得远，然后远的一方用铜板击打近的那个铜板，击着了，占有这个铜板）；一起玩打纸牌（过去香烟盒里附有纸牌，两人玩，玩时，一方把一张纸牌放在地上，另一方用一张纸牌去打击该纸牌，使之翻转。成了，就占有对方这张纸牌，若不成，就如上述做法，换另一人击打对方的牌）。 
与其他小朋友一起采摘野生的可食植物，如野生的葱等；与其他小朋友打野仗，用疏松河道挖出来的泥土，互相扔掷；与其他小朋友在河里嬉戏…… 
大人捕鱼，把河里的水用水车抽干，露出河床，鱼在泥潭里挣扎，从中抓鱼。我就跑去干这“浑水摸鱼”的事。 
童年，我还学会了游泳，但姿势很不规范，是狗爬式的。学打乒乓球、滚铁环、玩七巧板、玩九连环、玩捉蟋蟀斗蟋蟀。看小人书，《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就是我当时通过这样的形式阅读过的。
另外，还有这样的四件童趣十足的事： 
一照蟹。在夏季晚间，天全黑了后，跟着大人去河沿滩涂照蟹，拿着火棒或手电筒照，找蟹。此刻的河蟹多半都会在河沿“纳凉”。若发现了，我们就会迅速地把它们一一抓获投入蟹筐中，作美肴用。 
二钓蟹。用一根竹竿作钓杆，一头系上一根稍粗的线作钓线，用蚕豆肉做蟹饵，把蟹饵蚕豆肉系在钓线上。也是在夏季里，在河岸的石头缝里找蟹，目标发现了，就用这钓具去钓，一般，蟹准会上钩。 
三捉黄鳝（鳝鱼）。在田间阡陌小路去找，当发现黄鳝时，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去抓，但不能用手掌抓，因为它很滑溜，那样抓抓不住。要用中指和食指、无名指去夹，紧紧地用中指和食指、无名指去夹黄鳝的头部“七寸”处，是这样了，黄鳝就逃不脱我手。找黄鳝时，必须善于识别鳝鱼洞，一般黄鳝是藏在这洞里的，破坏这个鳝鱼洞，让鳝鱼暴露然后抓之。 
四拾田螺。田螺生在水田里，人是不能下到田中去拣的，这样做会破坏田的平整性。用拾田螺的杆去拣。拾田螺的杆是这样的，一根长的竹竿，一头装上一个网状的兜。凭这个工具，去田间找田螺，发现了，用这个工具把它拣了放到我的田螺筐里。田螺佐饭很好吃。
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就在这金色童年的起跑线上漫漫起步远行。
上学了
我记不得我是什么年纪上的小学，5岁或是6岁。但有这么几点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初就读的小学是在泰桥；初小在三所小学读过；高小在一所学校读。 
我读初小，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是泰桥启明小学。这是一家正式建制的学校，不是由祠堂改造的。学校有教室，有操场，有供集会用的大厅，有小图书室等。小学前面还有冬青树，沿河排列。过了西面的桥，有操场，供上体育课用。至今让我留恋的是那个小图书室，那里有好多好看的书：《大人国》、《小人国》等。
初入小学的时候，外祖母为我准备了“米阿蛋”和糖茶。所谓“米阿蛋”是用熟糯米粉揉成一个一个的蛋状团子，内放豆沙，外涂松花粉。这些是专供我上第一天学时用的。上学的第一天，我用这些点心去祭拜孔子，之后再把这些点心，还有糖茶等分送给老师、同学们吃喝。 
在泰桥葛家有一位叫葛国璋的先生，很有学问。他时常会出些疑难问题来考好学的人，如鸡兔同笼的题、时钟分针秒针的题等。有意思的是，我小小年纪，竟然也对这些题十分喜欢。 
我上的第二所小学是在西坞，叫剡东小学。那时我外祖家已被土匪焚烧，举家迁居至西坞。西坞是个镇，人口较多，因此也就拥有一所很正规的小学。我与我小姨都在那里读过书，甚至还与小姨是同级同学。 
西坞 
我上的第三所小学在我自己的家乡，叫蕙东（蕙水之东）小学。在这所学校里有这么几件事情让我难忘：在班级教室里有学生的习作栏，我的文章入围；参加了由当地几所学校组织的学生运动会；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去江口远足活动；我还上过舞台，在我的鼻孔里插着假胡子演出。 
高小是在外村横里埭上的。我村人口少，小学没有条件办高小的班。于是，我杨家的孩子若需要读高小就只能去外村，我便因此去了横里埭就读，而我大弟、小弟则去了花园（地名）读书。 
横里埭离我家约三里，在奉花江之西，属奉化县，要过斗门桥。小学的名字叫铜峰小学。 
在这里我读的是春季班，所以后来在上中学时，为了倒到秋季班上去，耽搁了一个学期的时间。 
在这所学校里读书，好多情况也记不得了，但记得如下几点： 
在班上我的功课不能说是数一数二，但还算能说得过去。教我语文、数学课的老师姓张，男性，是斗门桥人。在学校里因为我不能背诵课文或其他原因，也曾吃过他的“告方”（戒尺，老师用戒尺打被罚者手心）。打完后，被打者把手心放在石板上紧贴，以减轻疼痛度。关于处罚学生的办法还有叫站壁角的，就是让被罚的学生，不许坐在自己座位上，而是让他站到墙壁的角落里听课。还有叫关午（晚）学的，是说放午学（晚学）了，所有学生都回家了，惟独不让你回，以此来惩戒学生。
上述这些惩罚都是体罚，现在是不允许这样做了。体罚有损学生的自尊和身体健康，确实不好。但我想，对学生教学的管理还是以严为好。俗语说“严师出高徒”。我有个外孙叫艾顿，英国人，在英国读小学，他也曾因为在课堂上没有好好听课，被老师请出课堂。外国人也在兴处罚呢！问题在于对“严”的方式与尺度的把握上。
当时所学的课程具体有哪些我也记不得了。但记得有这么一个内容：在上早自习时，每天，老师会在黑板上写上《格言联璧》中的一句话，让我们学习并记忆。所选的格言多半是妥当的，但有些话，现在看来却有待商榷。 
有这样两对话： 
一、“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认为，那“静坐”句，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一面。正确的在于人必须作自我批评，不正确的是人判别自己的是与非时，怎么只能靠静坐去解决，难道不需要走到人群中去听听他人的批评吗？而那“闲谈”句，也具有双面性。正确的是在闲谈时轻易地议论他人是非是会增加人际矛盾的，不可取；不正确的是，正确地判别事情的是与非还是需要的。 
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是兄弟。”前句有错，在天下中有不是的父母，父母自己犯错犯罪是错，父母教唆姑息子女犯错犯罪也是错；后句说得也不全面，兄弟的感情是可贵的，但古往今来兄弟阋墙之事不胜枚举，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在我的亲戚中便有一位，因为财产问题远离姐弟。“兄弟难得”的关键是兄弟要自爱，要珍惜这“最难得”三个字。 
在读小学这个时段里，我读了许多小说、名著，多是向同族小朋友如杨有逵等人借的，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等。
就读正始中学
大约是在十三四岁时，我开始读中学。 
我读了三所中学：西坞中学、正始中学、宁波中学。 
西坞中学，是用祠堂改造的，规模不大，只有初中部。西坞中学没有什么名气，如今我反复思索也想不明白我是如何选择了这所学校去读书的。在该校读书的情况我也记不怎么清楚了，只记得这么三点：一、上英文课，头一课的课文是：A boy a boy ， A girl a girl, This is a boy, That is a girl ；二、一天吃中午饭，在菜里发现一只苍蝇，我们同学就不依不饶地与伙房计较，道歉不行，赔菜也不答应；三、晚宿学校，因为该校四周都是农田，蛙声四起，十分动听。该中学一学期后倒闭，我转到正始中学就读。 
正始中学也在农村，地点在甲村，即我二舅妈的娘家处，离我家约20里。 
正始中学也是用祠堂改建的，祠堂挺大，有戏台。对于那段时期，我零星地有某些记忆：一、教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玄冰，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姓王，我们称他为“王Book”,教我们地理的老师姓戚；二、上晚自习，一张方桌坐四人，桌的对角放两盏灯，用菜油做燃料，用灯芯做着火物，用这样的灯照明看书；三、睡上下铺的床；四、吃饭允许你带私菜，我母亲给我准备的私菜有油炸带鱼、油炸龙头烤、猪油盐等，虽然允许带，但却是悄悄地，暗放在碗底吃。 
正始中学，后搬到横溪去了，再后又迁至宁波，这两处我都去读过书。 
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是代数和几何。所学的代数课本叫《范氏大代数》。我记得很清楚，一年春节的除夕晚上，我为了凑热闹便跑去茅山庙，和众人一起彻夜不眠地去坐夜（守夜）。是时，菩萨面前香烟缭绕，烛火旺旺，而我就借着这些烛火津津有味地做起我的几何题来。
在正始中学读书时我有两位好朋友，一叫周名英，一叫陈文忠。前者周家埭人，我去过他的家，后者宁波人，他来过我的家。 
刚进中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农村穷，农村中能上中学的人少之又少，我能够读上中学，便算幸运的了。记得我读中学的消息透露出来后，就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吹打者们敲敲打打地来祝贺，在我家的门外贴上一张喜报，给我家增添了不少喜庆味，而我家也会给这些吹打者些许赏赐，同喜同乐。
由此，我成为中学生，算是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了。再加上有祖父福荫在起作用，亲戚或同村熟人凡举办婚丧礼仪的，便有不少人就把我请去。若是婚事，就让我在典礼中读祝文，念些“鼓琴鼓瑟，百年好合”等那样的吉利话；丧的则请我去读祭文，念些“呜呼尚飨”之类的悼念词。
就读宁波中学
今日的宁波中学 
私立正始中学学费太高。于是1946年秋，经过考试，我入省立的宁波中学读书，插班读初三。宁波中学在当时在浙江、宁波算是名校。（现在依然是浙江、宁波名校。） 
我在宁波中学读了三个学年的书，从初三到高二，跨时三年半，其中有一个学期去一农村当了小学老师。 
初三到高一，我读的是秋季班，班名叫“繁星”。 
宁波中学的校长是赵忡苏，他管理学校很严格，把宁中办得很出色。 
在宁中，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有：语文老师吕漠野、数学老师郦肩时、化学老师吕荣山、物理老师楼仲汉、英语老师王文川、音乐老师陈有文、美术王老师、体育老师冯马兴等，他们都是水平很高的老师，课都讲得很好。 
宁波中学地处宁波南门永宁桥边。南临奉化江，北有濠河流过，风景很美。夏季里，奉化江上，白帆点点，清风习习。有一首歌叫《天上人间》的，歌词是这样的：“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移，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用这首歌的歌词来描述宁中景色恰如其分。 
我们学习的地方位于学校本部，住宿则是在离学校几百米远的延庆寺和观宗寺，这两所寺院都位于学校的北向。那里的住宿条件很差，睡地铺，而且每人仅有一块如棺材席大小的睡处，席席相连，甚为拥挤。 
班上的学习风气很好，学生都是通过考试筛选进入学校的，学习都很努力。班上同学的学习成绩都不错，我的功课水平可能属中等。 
那时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也不例外。 
在繁星级，我有两位十分要好的朋友：边兴昌、邵琪运。边兴昌，家住宁波冷静街冷静弄5号，离宁中极近，在课余休息时我们常到他家去。他家有很多书，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等，我借来读。他也到过我家。邵琪运住庄桥，接近慈溪，我去过他的家。直至今日，我与他们仍有交往。1983年6月23日，边兴昌来过我家；2001年10月我与妻子两人也曾去拜访过邵琪运（他现在住上海）。逢年过节我们互有电话问候。 
我在繁星班里学了两年，因为家境原因，两年后我休学一个学期去到农村任小学老师。一个学期后我复学，是谓春季班，班名“重光”。我在该班学了一年，读的是高二。 
下面是我目前仍然保存的在宁中读高二时的两份成绩单。一、高二上：体育70，国文75，英语72，数学89，化学87，历史91，地理86，图画75，音乐68，平均79.2。二、高二下：政治75，国文74，英语78，算学75，历史78，地理81，化学73，劳作74，音乐75，体育70，平均75.3。 
在宁中最后一个学期末，也就是1950年暑期，为了取得一些经济收入，我参加了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如自制肥皂出售，给学校投递信件等。一个暑假下来，居然取得了两斗米的回报，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 
闵文老师对我的操行有这样评语：“其克服困难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他是努力向上的，不论政治上、学习上。”
我当小学老师
1947年秋，我家实在没有能力再供我读书了，我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读了，于是便向宁波中学提出休学要求。 
休学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休学后要有落足去处。这就要十分感谢邬伯之舅舅了。邬伯之的父亲与我外祖母是兄妹，邬伯之的父亲我呼之为二舅公。其父在他的同辈中排行老二，前有一个哥哥，后有一个弟弟，再后是妹妹，即我外祖母。是他引荐我去了石桥头四维小学教了一个学期的书。 
在我准备休学物色工作单位时，我曾多次去找过伯之舅舅。那时，他正在西坞工作，他办公处里的工作案头上，在玻璃板下，压着这样一句箴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四维小学是所初级小学，只有几十位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四十余岁的黄姓教师。他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原来他就在这所学校里教书。黄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是位全能型人才，语文、算术、音乐、美术，这些科目他都能胜任，还能写得一手好字。 
该学校有两个课堂，我负责其中一个课堂的教学。四维小学实行复式制。我负责的这个课堂，是教一、三年级的课，包括语文和算术。音乐和美术不是我的强项，便由黄老师教，而我教了体育课。
我与黄老师的关系处得很好。黄老师为人很好，乐于挑重担，处处帮助我，体贴我，就像是位慈爱的长辈。 
我执教没有困难，自认为教这些学生能力有余，教学质量尚可。 
在我执教的课堂里其中有两位学生，是我伯之舅舅的孩子，一叫邬东山（男），三年级生，一叫邬榴榴（女），一年级生。伯之舅舅的家在杨四岙，该地离石桥头很近，一二里地，杨四岙本身没有小学，所以孩子便都到四维小学来上学。 
关于伙食，黄老师自起炉灶。需要由学校供应吃饭的只有我一人，是包给一位老乡予以解决的，老乡送来的饭菜很可口，如螺丝汤等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学期结束了，我的薪俸是稻谷，用船把它运到我家中，同时学校还送我许多甘蔗。 
为了答谢伯之舅舅对我的帮助，该年中秋节，我买了中秋月饼，专程去他家拜见了他，向他致谢，送上祝福。
投身革命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 
秧歌队、腰鼓队，宁波全城人民热烈庆祝宁波解放。人们在唱《你是灯塔》的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在革命激情的感染下，我也想投身到革命中去。该年暑期，我与小姨就一起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并得到了大姨的支持。但终因大姨所引荐的单位我们并不是很喜欢而作罢。 
继续在宁中读了一学期的书后，因两个原因我下定决心不再读书了：一、我家经济拮据，无法继续供我读书；二、革命激情的呼唤。于是在1950年初，我离开家乡，由父亲带着，过杭州奔上海，住在小舅公的女儿邬安芝（邬秀英）与其丈夫陈郎清所开的一家百货店“同顺泰”里（在浙江中路）。借用这个住处我考学，先后被华东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录取。
安芝姨，是我小舅公的女儿。她待我甚好，这次我考学住在她家就是一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她曾来过北京，我两次以上去她住处拜访过她。安芝姨有个弟弟邬祥年，正式名叫邬西濠，是位书法家，住在苏州。我在苏州华东革大学习期间，曾多次去拜访过他。1981年9月2日他们来过我家，1981年及以后他先后赐赠过我好几幅墨宝。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再说考学的事情。当时报上公布，两校均录取了我。军政大学发录取消息在前，但终因父亲不主张我参军，而转去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我是1950年2月正式去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报到的，那叫华东革大二期。该校地点在苏州北兵营。我被安排在该校四部第28班第6组学习。 
苏州园林
华东革大的校长是舒同。负责我班工作的主任姓孙，具体管我们的是徐振亚、华凯两位同志。 
华东革大是一所以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为内容的学校，所学的内容有“改造学习”、“从猿到人”、“五种社会形态”、“国家与政治”等，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听大课，在此基础上进行小组讨论。 
革大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在我所在的组里，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人。具体的同学有方宗尚、徐英白、孙警钟、魏荣康、马友璋、张文江、刘励华、王淑宾、李舜初、杨先燏等十多人，我组的组长是方宗尚。 
我任28班班委会的学习委员。 
在革大，经由刘励华同志介绍，我于1950年5月23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该校团四总支二十八支部成员之一。 
我在革大的校刊《改造》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刊登在该期报纸的夹缝里（具体是哪期我记不得，时间在1950年8月）。题名为《我是怎样和非团同学密切联系起来的》。这虽然是一篇很不显眼的文字，写得也不怎么好。但对我而言，却是我生平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发表在报纸、书刊上的数百万文字其油墨香始于此。  (0) 
我在革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习专题是关于土地改革方面的，这是组织上为我们参加土改所提供的一个政策支持、精神支持、武器保证。在这个学习结束后，1950年10月，我们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向安徽皖北进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从此在皖北打响。
土改，入安庆地委
安庆天柱山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1950年10月，我去往安徽皖北潜山仙驾乡、怀宁三岭乡参加土改。 
乡土改工作队由六七位同志组成。我队组长车延贵是位老同志，山东人。我任副组长，组员有金伯良，周惠海、辛伯先等七人。 
土改由宣传、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分配土地等几个阶段组成。我工作队工作进行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 
我在土改中被评为潜山县、怀宁县的一等土改模范，获丙等模范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土改工作期间，我们还发动群众抓大生产。有一首歌这么唱：“寒冬天，过去了，春天快来到。快准备，大生产，春耕已到时候了。”该歌旋律很好听，发挥了极佳的动员作用，极大地激励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使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 
约3个月后，土改工作结束，我被调入中共安庆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安庆地委是党的工作部门，能在这里工作，感到万分荣幸与欣喜。为了更好地回报组织对我的信任，我积极地工作着。 
安庆专署、安庆地委管辖着10余个县，包括怀宁、潜山、桐城、望江、宿松等。为此，我经常出差，奔波于各个所属县间。 
在安庆地委工作期间，适逢国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奉调参加酒专的“三反运动”工作，先后任副组长、组长。我去了合肥、蚌埠、阜阳等地搞外调，有时还带着“老虎”（当时特指贪污犯）一块走。 
安庆地委书记先是傅大章同志，后是桂林栖同志。具体管理我们的是武铭、林晓光等同志，他们对我都很好，给予了我很多的教育与帮助。 
1951年4月，安庆地委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活动，我被评为学习模范。 
在这段时间里有这么两件事，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一是，因为我在农委工作，接触的都是有关农业方面的事。我就与接读农村来电的电话报务员同志合作编写新闻稿投送给皖北日报、安庆报。我们共发稿8篇，有4篇被刊用，我成为了皖北日报的通讯员。 
二是，我好学，总觉得人的一生是宝贵的，不能虚度蹉跎。为此，我在工作之余，学习亚伟速记学校的速记课，并毕业。在我以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我在听课时就用这速记技术做记录，很有用。 
至1952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实行，需要大量人才。于是，在该年的五六月间，安庆地委组织基于对我的信任、培养，选派我进安徽干部学校大学补习班芜湖班学习，让我入大学深造。从此我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与工作生活。感怀组织对我的器重与培养，我由衷感谢。我现在可以郑重地告慰安庆地委组织，几十年中，我刻刻苦苦学习，兢兢业业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你属下的人没有给你丢脸。
就读中国人民大学
今日的中国人民大学
我在安徽芜湖大学补习班学习，补习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被分配在5组学习，成绩尚可。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自行招生的办学待遇。该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来人到我补习班招生，我被选中。来芜湖招生的人大同志叫张正钊。 
我入大学来是想学习关于土木方面的。因此，在当时，我对人大把我招走去学文科并不满意。 
在人民大学我学的是经济计划系计划班农业专业，学制四年。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经济计划系的系主任是马纪孔。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有多处，西郊、铁狮子胡同一号、海运仓等。当时，我所在的经济计划系在海运仓。 
我在经济计划系农业班学习一个学期后，被工厂管理系（1953年3月11日易名为工业经济系）选中，转入该系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班学习，研究生班学制三年。 
工业经济系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我在读研二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但在读研一的时候却是在西郊。 
我研究生班有学生22人，16名男生，6名女生。所有学生分住在三间屋子里，两间住男生，一间住女生，宿舍是上下铺形式。我所在的是男大间，共有10人：许宗望、王汉兴、吴昌根、王曾敬、盛介眉、蔡祥福、郑汝铭、郑万忠、李宜瑚与我。我睡上铺。另一男小屋住6人：张君一、段志平、罗精奋、谢植亭、江顺清、刘治宇。女生屋住6人：李克贞、刘正绚、屠兰祥、李明珠、徐行、李惠芬。
这22位同学中，有来自正规大学的大学毕业生，有中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几位像我这样没有真正在大学里读过书的。我的最后学历仅是高中二年级，后在大学里接受了一个学期的本科教育，即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就读。 
当时，学校里外聘许多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办学。我工业经济教研室受聘的专家叫包格特诺维奇。
前几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都是通课，是用讲大课的方式进行传授。讲授者都是名家——有苏星的《政治经济学》、谢韬的《马列主义基础》、候仁之的《经济地理》、徐大同的《国家与法权》等，这些课都讲得很好，我收益良多。 
在攻读研究生的这三个学年中，我主要学习了这样一些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地理、工业统计学、工业技术学、工业企业管理、俄文、数学、体育，核心课程则是工业经济。关于工业技术学的课，学的有机械制造、冶金、采矿等，并多次到相关企业中去实地学习，如沈阳的机床厂、鞍山钢厂、开滦煤矿等厂矿。 
教我们工业经济课的老师是贺安、金挥，教我们工业技术学课的老师是富汉芳、韩荣、李国纲、邓志刚等。 
在第四学期与第五学期间，我们去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工厂等进行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管理的业务实习。 
第六学期，也就是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写毕业论文。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农业机械化方面的，论文获通过遂毕业。 
在学习的三年中，经李克贞、段志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55年9月3日。必须解释的是，在我以前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入党时间填的是1955年7月29日。近见我保存的一张纸条，纸条是当时党的第七总支写给工经支部的，上书：“已批准杨先燏同志为候补党员，候补期自55年9月3日至56年9月3日。”落款时间为1955年9月8日，如此看来，以前填写的是错误的了。 
毕业后，我班同学中先后有六人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们是李宜瑚、罗精奋、屠兰祥、盛介眉、王曾敬和我。
定县劳动
1955年9月，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从教。从此，我就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工队伍中的一分子。时至今日，我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58个春秋（包括读书3年和工作、退休55年）。 
我是以教员身份留在工业经济系任教的，但并没有一直担任教员。这几十年中，我大致从事了行政与教学两方面的工作。以1977年为界，前期从事办公室工作，后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工业经济系当时领导有系主任徐伟立，副主任石楚玉等，总支书记杜秀珍。这些同志都很信任我，支持我，使我的工作做得尚可。 
留校后，在1958年前，我是工业经济教研室的教员，担任助教工作。在1958后，领导让我做系的行政及政工工作。 
1955年末，国家开展肃清反革命工作。我奉令进行外调，期间，我去了东北许多地方，如黑龙江的佳木斯、林口，吉林的长春，辽宁的大连、丹东、营口等地。 
1957年10月，学校抽调几十位同志去河北定县（今称定州）作农村调查，去者绝大多数是教员，极个别的是从事行政工作的。去的目的是对定县作乡土调查，去获取一个有正确立场，观点鲜明的调查结果来，与我校李景汉等老师过去所做的调查报告得出的错误结论作争辩。我也是被抽调者之一。
我们的调查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前往定县的马庄，另一路去了定县的韩家洼。我去的地方是后者。调查队伍的总队长是唐垠。前往韩家洼的队长是张冀、张达。我这一分队又分成四个组，即安会同组、南会同组、陈庄子、孟良桥组。我所在的是南会同组。和我一同前往南会同的还有四人：傅春生、邱维刚、谭振樵、顾笃初，我任组长。 
定县韩家洼
那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食宿方面都有好多问题。当时，我们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林三泉同志家。他家有三间简陋的房屋，两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林三泉同志家有六口人，夫妻两人加上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其中，最大的孩子十几岁，最小的一岁多。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大力支持，并把自己的一间屋子挪让给我们住，他家六口人则全挤在另一间卧室里。我们5位同志挤住在一间房子里的一张炕坯上。我们的饭也在林三泉同志家中吃。定县主产的粮食作物是山药（红薯），所以，我们几乎顿顿都吃这些，偶尔也吃些玉米饼子。政府对我们这些自北京来的人有照顾，每月供给我们若干细粮白面等，但量很少很少，可谓“杯水车薪”。菜，只有常见的一种两种，主要是根答菜（音，正确的叫不出来，这种菜在我宁波家乡呼“软菜”。它是一种常吃常长的菜，如同韭菜，即今天剥几叶吃，明天又长几叶。在北京的菜市场里我没有见到过。在伦敦，在我女婿家里看到过这种菜），还有萝卜和咸菜，基本没有荤菜。以后，我的肠胃严重不好，甚至动了胃大部切除术，据说与这里的饮食有关。 
1958年，国家开展“三面红旗”运动，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我韩家洼也积极参与，如“放卫星”。当时，在定县，粮食（红薯）生产的卫星这么放：选一块土壤肥沃的地，翻耕几尺深的土，施厚肥，置垅。在垅上植山药秧，密植，把山药秧用竹竿高高挑起，使秧成挺立状，说这样做有利光照。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那收获的山药不仅没有达到预计的千斤、万斤，而且成熟的山药却都只有钢笔状的大小。 
那时还搞“诗画满墙”活动。就是在农村显要的街道上，用白灰刷上大的标语口号，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或在墙壁上绘画，如画上一个大山药，一个胖小孩坐在上面乐等。因为我会写美术字，于是就被指派去承担这项任务，与我一起做这个工作的还有安会同的王俊生同志。
我们这些同志还搞所谓的“农业科研”活动，如制造固氮菌。因为我们并不是专攻这个学科的，我们只是学着他人的搞法照猫画虎地搞，再加之这个技术本身就不成熟，结果是失败告终。 
所谓“大跃进”，有的做法实际是冒进，或说是搞浮夸。有这样一个例子，1958年定县县委书记种试验田说亩产稻谷达1500斤。实际这是该县委书记下属的秘书等人溜须拍马抬轿子给抬出来的，在实际的稻谷亩产量约千斤（其实，这个产量在当时说，也是相当不错的了）的基础上，又在稻谷堆上倒上若干稻谷，然后过称计量算平均产量得来的。 
与其说我们来这里是进行乡土调查，倒不如说我们是来下放劳动来着。要说调查，那也只是极个别人做了一些为时极短的调查而已。 
1958年10月，我们为这次劳动做了一个鉴定后便宣告结束，之后便集体回校。
我在系里做政工工作
从定县回来后，1958年10月，组织决定让我到工经系党总支做秘书工作，同我搭档工作的是姜建彬同志。姜建彬是位老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早，年龄也比我大。我对她很尊敬，关系处得不错。 
1961年秋，组织又调我任工经系办公室主任工作，与我搭档的是方青同志。方青的情况同姜建彬类似，我也十分尊敬她，我们之间工作协作得甚为契合。后来我被调派去从事其他工作，便由方青同志继任工经系办公室主任工作。
做总支秘书也好，当工经系办公室主任也罢，我工作时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所以，我的工作是好的，领导们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 
我原是教员，组织让我去做系里的行政、政工工作，我自度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需要，认为我适合从事行政、政工方面工作；二是我宁波口音太重，授课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事实上，也确有这样的事例发生。那是在1987年1月，北京市环卫系统请我讲课，后因为该单位考虑到我的口音不好，便谢却了我的课。当然，这讲的是远离1961年后20多年的事，然而我讲课有口音问题确是事实。我对这些一点都没有计较，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并努力地去做好工作。
自1958年起，在系里，我与我的搭档方青同志等一起，在系主任与总支书记领导下，于每学年伊始之际，迎来一批又一批新生，做他们的学籍注册工作、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等。学年结束了，同学毕业了，我们又在系主任、总支书记领导下，做他们岗位分配的派遣工作，再把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送到社会上。至1970年，如此的迎新送旧，来来往往的有九届学生之多，人数达近千人。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担任了团的总支书记工作。 
我还兼任了56-60级（1956年入学，1960年毕业）学生的年级主任工作。56-60级有学生160余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干部生，他们中不少人年龄稍大，甚至超过我的年龄；有的则是资历较高，我所不及。另一部分人是青年学生，是刚从中学毕业而来的。这些学生在1957至1958学年后，被分为四个班：机械甲班、机械乙班、冶金班与采煤班。1957年我接管这个年级工作后，我努力去了解全年级所有学生的情况，与他们交朋友。我不仅能熟记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能做到了解他们个人的某些基本情况，如优缺点。我与这个年级的同学感情是深厚的。他们毕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中不少人仍然与我有来往。2010年11月7日，我商学院（工业经济系现归属于商学院）举办成立60周年院庆纪念。该年级来了28位同学，我与他们见，十分亲切并合了影，有的送我他写的诗。其中有位叫曾启才的，在他参加完了这个庆典后回到广西南宁后，于11月15日等两次给我来信，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毕业后几十年的情况，并寄来十多张相片，有的照片十分珍贵，有他的个人照，他写的诗及墨宝，还有他自制的光盘，里面记录着2010年这次商学院院庆同年级同学欢聚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好学，于1962、1963年间，我参加了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学习了两门课：“语法修辞”、“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是我爱写作，约在1963年左右，我写了一篇关于下棋的杂文投中国青年报获发表。
我在大连工矿厂搞“社教”
大连
1965年末，国家对一些工厂、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的运动），大连工矿车辆厂便是其中之一。 
对大连工矿车辆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由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牵头组织。一机部派出一位姓项的局级干部主管这件事，为大连工矿车辆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总队长。一机部派出了大量人员参加，此外还有一机部所属的若干重型机器厂，如沈阳重型机械厂、洛阳矿山机械厂等同志参加。我中国人民大学也有几十人参与了这次活动。一机部的队伍与中国人民大学队伍汇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大连工矿车辆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整个队伍人员有二三百人之多。
我中国人民大学参与此事的有数十人，工业经济系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有工经系的教工与工经系高年级同学两部分的人。此外，还有其他兄弟系的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的队伍由工经系副主任来汉宣同志负责。我是该队伍中的一份子。 
大连工矿车辆厂是个大厂，约有职工7300余人，生产矿山设备、冶金设备、运输设备、内燃机车及大型矿车等。车间、科室分工细致，仅金工车间就有3个。 
据上述情况，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就相应地设立了10余支分队，对应地管理着各车间、科室的社教事项。我中国人民大学的参与者主要地被安排在两个分队里——一分队与九分队。一分队主管一金工车间的社教事宜，由来汉宣同志负责；九分队负责生产供应科的社教事项，由一机部一同志与我系李占祥同志协同管理。我被安排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总队部综合组工作。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部的综合组由三位同志组成：耿良灿（洛阳重工业局）、张玉麟（沈阳重型机械厂）与我。组长是耿良灿。为了强化我综合组的工作，总队部又派出一位姓向的处长来具体领导我组众人。
综合组负责管理全队综合方面的事务。主要做以下工作：在总队长听取各分队队长的工作汇报时作记录并整理；收取上级发来的相关社教文件及其他社教单位寄来的文件；拟写社教工作简报；帮助总队长草拟大会报告稿；据总队长指示整理材料等。简明地说，综合组主要负责关于总队部文字方面的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并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1966年6月，因为我工作优异，社教工作队评我为“五好队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波及全国，我在大连工矿车辆厂的社教工作也被迫无终结束。6月中，我中国人民大学赴大连的同志全部撤回到人民大学。
“四清运动”
关于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如今静心思考，我认为其做法欠妥。教育原是一件和风细雨的事，怎么可以用搞运动的形式去处理呢？这样做十分容易造成问题扩大化。比如，“四清”运动中有所谓“干部下楼”阶段，就是说先假定干部都是在“楼上”的，即有问题的，然后一个一个请他们过关下楼，这不就是一种扩大化的做法吗？而其结果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必然是问题扩大了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面说的是城市社教，我还参加过一次农村社教运动。时在1964年10月，社教的地点是山西定襄。因为我到了那里后，胃溃疡病发作，胃出血，经定襄医院住院治疗稍有好转后，学校的“四清”工作队领导决定让我回校，是由李有玲同志护送我返校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历时10年多。 
1966年6月，我们学校大连工矿车辆厂社教工作队的同志因“文化大革命”被学校召回，之后，我就深深地被陷入了这个运动之中。 
到校那天，正值上午。文化广场正在开展揪斗活动，当场被揪斗的及后来被揪斗的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或著名学者等，如当时被调到新市委去工作的我们敬爱的前副校长郭影秋，还有学者王南等人。揪斗者是所谓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揪斗者被扣上的高帽，其名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这些被揪斗者，在被揪斗时，被戴上了高高的帽子，手也被反剪着。 
当时天下大乱了。客观上，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留给人们的是八个大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想造反，那你就可以造。你想革命，那你便可以革。甚至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你想造谁的反，你就编个理由造谁的反；你想革谁的命，你就编个理由革谁的命。当时，有没有组织呢？有没有领导呢？有的，那只是“派”的组织，“派”的领导。  (0) 
当时有四个大“飞”：人们纷纷成立战斗队，红卫兵、赤卫队、海啸舰队、六一七兵团，战斗队满天飞；人们纷纷写大字报，揭发领导，大字报满天飞；人们纷纷写传单，传播小道消息，传单、谣言满天飞；搞“革命”串联，“煽风点火”，人员满天飞。 
当时关于“打倒”并不稀罕。上面已说及，你愿意打倒谁，你编个理由就可以打倒谁。在晚间的大广播里，经常可以听到某派发出这样的“好”消息，告知群众，说谁谁走资派、谁谁叛徒、谁谁汉奸等被揪出来了。 
在人民大学还有一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展示造反派的“革命成果”的：“打倒孙郭胡（指人大主要领导人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打倒聂崔李（指人大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聂真、崔耀先、李培芝）”、“打倒朱铁肖（指当时的两位中层干部朱真、铁华及哲学名人肖前）”、“打倒林培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儿子，普通教员）”。 
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徐伟立同志也被揪斗了，说她是“走资派”。我庆幸，自己只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这才免于被揪批斗的厄运。但大字报上我的名字也“榜上有名”，说我是“抱徐伟立大腿的红人”、“徐伟立的狗腿子”等。
当时人民大学分为两大对抗派系，我也被卷入其中，参加了其中一个派。那时，因为各自信仰派系观点不同，甚至还出现了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这样的情况。两个派别都声称自己代表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惜刀戎相见。当时的人大主要有两栋大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楼，两派便各占一楼。又因为这两栋楼，在位置上是对立着的，于是，便成楼楼对峙状。更甚者，两楼最高层的平顶处还被装上了“远射土炮”（利用打弹弓的原理，设立装置，把石头发射到对方的楼上去）。两派的人都用上了长矛，穿上了“盔甲”（自制的内有铁皮保护的罩服），双方在接触中不乏武斗和伤亡。 
因为有武力派对，两派为了保持己方的利益，在自己一派所据有的地方修起了工事。拿我住的林园一楼来说，楼里各房间之间的墙，都被打通了，并派人严格地把守着，楼里的人也早已逃空。 
那时，在“造反”的环境里，人身安全和私人财产的保护都是得不到保证的。于是我家把我的女儿送到我姨家暂住，家中稍值钱的物什，如缝纫机等，也搬到我姨家保存。有些我自认为的危险品就全都用火烧了，如当年我与妻子谈恋爱时、劳燕两地时所通的信件。整个学校人心惶惶。 
那时还流行个人崇拜，“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有新的最高指示出来时，大喇叭里就会事先发出通知，于是，人们便都穿戴整齐，赶去广场等地去迎候新语录的公布。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有一天晚上最高指示出来，我与妻子带着我们的女儿，手持毛主席画像，赶去广场雀跃欢呼。
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种“乱”，我利用这个“乱”，浑水摸鱼地做了一件事——我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因为我原来的名字“杨先燏”的“燏”字实在太生僻，许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字，连我自己也把它错念成“橘”音。有把它念成“菊”音、“桌”音、“竹”音等各种音调。为了免受这种尴尬的困扰，我就把“杨先燏“的“燏”改成“举”，杨先燏演化为杨先举。不过，在今天，我身份证上所用的名字依然是“杨先燏”。 
“文革”是灾难，国家、人民都蒙受了重大创伤，这是件可悲的事！
我在针麻下行胃大部切除术
因为“文革”，有些单位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我所在的人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情况是不能让它长期存在的，于是上级领导便向这些单位派遣了军宣队、工宣队。 
我中国人民大学也来了军宣队、工宣队。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军宣队同志来自解放军的通讯兵系统。他们在人民大学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军宣队的成员与我们的人谈心，我也接受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利用我们的力量去做好系里更多群众的工作。负责我们系的军宣队同志是关福全，他工作做得很好，与我私交也甚厚。就这样，系内工作又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历了“文革”的滔天浩劫——学校被停办了。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所开设的专业多是文科，被认为对社会无用。于是，人民大学的教工一批又一批地被赶到了江西余江县劳动。因为我有胃病，且总是反复发作，所以我被允许暂时留在学校里。
我的胃患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旧疾，多次发作。上面提及，我去山西定襄参加社教活动时发作过；再以前，去北京郊区看丹乡参加挖鱼塘劳动时发作过；在去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建厂劳动时发作过…… 
1970年7月30日，我终于下决心，在北医三院做胃的大部切除术。当时为我做这个手术的主治医生叫周冠汉，帮我做护理工作的是马丽华、王宽、小王、小张等同志。在针刺麻醉下做这个手术。“针刺麻醉”，是祖国医学瑰宝，值得深入研究。但我认为，针刺麻醉的麻醉效果远不如药物麻醉。用针刺麻醉的办法进行某些小手术可能管用，但要用它来实行大的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是不妥当的。 
我的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术，是做给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看的，属观摩性手术。院方为做好这个手术，事先给我举办了学习班，院方要我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气概，配合医院把这个手术做成功。 
手术开始了，尽管医生把我的手术刀口开得很小、很小，还用了一点杜冷丁麻药，但在手术过程中，还是撕心裂肺地痛，特别是在牵拉胃的时候，我咬紧牙关才坚持到了最后。庆幸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没有给祖国医学丢脸。 
平心地说，这个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是一种“左”，是一种虚妄之为。现在，我再也没有听说，有某家医院用针刺麻醉的办法去进行胃大部切除术的。
还要说，因为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左”的东西处处存在，比如，我们住院，护士们对我们的照料甚少，有不少是利用患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助关系来做护理工作的，打扫环境卫生那样的事等也由我们病人做。
在住院期间，我的妻子悉心照顾我，但她当时怀有身孕（怀我幼女），不便时常来医院。这里要特别感谢徐昶同志，是他陪着我住院，护理我，65-69级同学朱秀英同志来医院照看我，帮忙照顾我的家。我的长女（时年10岁）、次女（时年8岁），也都多次来过医院。当时来我这个外科病房，必须经过一个整形外科病房，那里的病人形象都较可怕，我的次女便不敢走过来。 
手术后，我在家里疗养了数月后，于1970年12月9日，也去了江西余江刘家五七干校，被安排在队部的专案组里，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专案工作。 
我动过四次外科手术，除上述行胃大部切除术外，还有三次：一次是行阑尾切除术，具体时间已不记，手术地点是北京海淀医院；一次行疝气手术，时间是在1986年1月17日，地点在北医一院（北大医院）；此疝手术10年后于1996年复发，熬到2010年5月18日，在安贞医院作再手术。
在北医一院
今日的北大医院
1971年3月，我被调入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医一院，北大医院，现在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这次从中国人民大学被调到北医一院的共有11位同志，他们是章向明、梁玉英、马贵裕、张振英、柏毓田、史松、安宝善、李素芬与我等。 北医一院是个大医院，属三级医院。据1971年6月13日数据显示，有行政人员132人、医生283人、护士322人、技术员120人、工勤人员329人、托儿所人员30人、临时工23人、护训人员68人，合计1307人。到1974年6月6日，全院工作人员人数增至1422人，有病床1000余张。
我在北医一院工作了6年（1971年3月-1977年7月）多时间。这期间，我先后从事了4个方面的工作：在医疗组工作；在党委、革委会办公室工作；带知识青年下农村；在眼、耳鼻喉、皮肤科工作。
我入北医一院后，首先在医疗组工作。同组的成员有江逸、王淑娟、谭碧英、尹秉一、陈吟秋、白致祥、刘文森与我等，我任副组长。在医疗组工作应该是懂医的，但我对医却一无所知。当时管理我们工作的医院党委常委柳厚田同志（神经科医生）安慰我说：“你不懂医不要紧，但你可利用医院里各个科室的医生把事情处理好，我们需要的是你在工作中掌握好政策、原则。”医疗组后来又来了一位刘波同志，她是一位资深医务工作者，也是小说《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夫人，《林海雪原》中小白鸽的原型就是她。她待我很好，我还去过她的家。我与医疗组中其他成员关系也都处得很好。就这样，我虽不懂医，但在医疗组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我又积极依靠各科室的医生等做工作，所以我完成工作的质量尚可。
我在医疗组工作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调到了党委、革委会办公室工作，任两委办公室主任。那时医院里实行的是党委、革委会双轨合一的领导制度。所谓革委会，实际上就是行政领导，革委会是一种带着浓重政治色彩的文革提法。
当时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是部队派遣过来的，为首的是军宣队的李天和与王振江同志。我的工作就是做他们的助手，协助他们做好对医院的领导工作；处理党内的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在召开党的、革委会的常务会议时负责记录，帮助他们起草讲话稿等。
我在两委办公室工作期间，全面地了解了全院情况：如了解全院的医生、护士情况。北医一院历史悠久，有近百年创业建业历史。为了对医院历史作了解，我翻资料、查档案，整理出该院的一份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历史资料来。这份资料在我重返人大工作10余年后，我把它寄送给了该医院的办公室，该院办公室的同志在收到了这封件后，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谢谢我。
当时我们从事工作的内容叫“斗批改”。所谓“斗批改”的“斗”，就是“斗争”的“斗”；所谓“批”，就是“斗私批修”的“批”；所谓“改”，就是“改革工作”、“改正工作”的“改”。“斗批改”是文革期间的一种提法。这“斗批改”，抛去其政治内涵、“左”的躯壳，实际就是要我们做好实际工作。当时的北医一院的党、革委会领导是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了的，如逐一地对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药房、辅助科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改进工作。
去顺义劳动带知青
1973年，国家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北京医学院党委接受了上级委派的带知青下农村任务。于是医学院在整个医学院系统内抽调人员组织队伍，我被抽调。被抽调的还有北医本部陈光，北医三院的刘景涛，北医武装部的邢焕明等同志，共几十人，分成两组，一组去顺义南彩公社带知青并劳动，由陈光、刘景涛带队；一组由我与邢焕明带队，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去顺义杨镇公社带知青并劳动。
北医把被抽调的同志，于5月18日，集中在北医本部办学习班学习，明确下放目的、任务。 
去杨镇公社有20余人，他们有来自北医本部的，有来自人民医院的，有来自口腔医院的，以及我北医一院的。这其中，以北医一院的同志为多数。 
我们去杨镇公社的这20余人，分住在杨镇公社下属的5个生产队（村）里：张家务（后迁东庄户）、小店、松各庄、坨头庙、下营。我们公社辖下所管的知青223人，他们来自北京160中学、161中学。其中有不少知青不归我们管。
我去的村子先是张家务，后是东庄户。同去者三人，都是北医一院的，除我外，还有门诊部的潘承德、范春景。我村所管的知青16人均来自北京160中。另外邻村老庄户有知青14人，我们也要去那里适当照管。
知青的食宿由大队负责。国家拨付一笔资金，用来给知青修建简易房，办伙食，知青自己开伙。知青的任务就是劳动锻炼。 
我们的同志不和知青一起生活，我们三人自己起火做饭。我先住在大队的支部书记候维刚同志家，后搬出住在小学的一间房屋里。 
因为知青的食宿、生活、劳动均由大队负责，所以，我们对知青的督管实际并不多，主要任务还是搞好自己的下放劳动。 
然而，对于这些知青，我们还是做了不少事的。在这批孩子下来之前，我就专程访问了若干位知青的家，听取其家长的意见。他们下来时，我们便在村里迎接他们，协助大队将知青的食宿及日常管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安排妥当。在他们的生活安顿就绪后，我们经常地去照管他们。
这批孩子多是17岁，属猴，属尚不成熟的人。若是管理不当，这批猴子是要闹天宫的。为此，我们努力地去做好他们相关工作。 
我与这批孩子关系处得不错，有的还结交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叫于春阳的，同我的关系尤好，他叫我猜字谜。一则谜语是：一钩一钩又一钩，一撇一撇又一撇，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打一字。谜面是“参”，繁体字的“參”。又一则谜语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打一字。谜面是“亚”，繁体字“亞”。这个孩子还给我说笑话。说有一人去银行（音“xíng）存钱，行(音“háng”)在大路上，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不行(音“háng”)了，不行(音“háng”)了,走不动路了，去不了银行（音“xíng）了。  (0) 
还需要说说我与杨镇公社组织的关系问题。因为有知青工作的事，我与公社的同志接触很多：听取他们指示、和他们一起研究知青问题、参加学习等。公社的领导罗兴远、郭子良、杨宝铸等同志与我关系都不错。特别是郭子良、杨宝铸两位，交往尤多，成为好朋友。 一年后，我们下放劳动结束，带知青工作结束，我们便各自回归到原工作单位，我也回到了北医一院。
在眼、耳鼻喉、皮科工作
顺义下放回来，1974年6月1日，我奉调去眼、耳鼻喉、皮肤科工作，担任这三个科室的指导员与党支部书记。 
三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眼科有医生16人，著名的有刘家琦医生；护士11人、技术员3人、勤杂人员2人，共32人。有床位40张左右。科领导是李美玉、孙世珉。 
耳鼻喉科有医生12人，著名的有郑立医生；护士20人、勤杂人员5人，共37人。有床位40余张。科领导是郑立、郭敏。 
皮肤科有医生11人，著名的有王光超医生；护士11人、勤杂人员2人，共24人。有床位30张左右。科领导是沈丽玉。 
我进入这三个科后，首先做的便是了解、熟悉情况。为每位同志建立信息资料库，做好家访工作。这三个科室的大部分人我都去家访过。三个科室中的某些医生与我建立了双向联系关系，我邀请她们来我家作客。
我十分尊重这三个科室的科主任。对三个科的业务，一是我不懂，二是我知道，我必须真诚地对待他们，依靠他们做好我的工作，不能说三道四，乱说什么。我与这些科室领导间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他们主管业务方面的事；我主要去做其工作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方面的问题。一次，耳鼻喉的手术室里有人闹矛盾，我就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
有时，我也会穿着白大褂，去三个科里的门诊处，帮助护士同志分诊喊号。 
我领导着这三个科的医生、护士们学习政治、时事。 
因为我会写隶书，我就对那些愿意学书法的护士们开堂传授。 
1976年清明时，在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我三个科室有不少同志也去了天安门。后来江青一伙将这个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要追查去天安门的人。对此，我采取保护政策，一个也没有追查。
那时还搞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我会写，医院领导也叫我在一些大会上作讲演，我奉命讲，但我所讲的内容多半是从报纸上抄制得来的，没有讲过任何出格的、有损我们同志的话。
在离开三科前夕，我对三个科室的同志做过调查，调查非党同志的入党意愿情况，结果了解到眼科有这个意愿的有9人，耳鼻喉科4人，皮科7人。 
我在眼、耳鼻喉、皮肤科所做的工作，自认为打个及格分还是可以的。 
1997年，因为我欠缺医学知识，觉得再待在北医一院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了。为此，我多次向北医一院领导彭瑞聪同志、北京医学院领导杨惠文同志等提出想回原工作单位的请求。并于该年的1月9日、3月12日两次用书面形式提出。医学院、医院领导都极力挽留我，表示可调派我去办医学院院报，去北医的口腔医院当总支书记（顶替时任该医院总支书记的鞠九生同志）。彭瑞聪同志希望我继续留在医院，至于做什么让我自己定夺。我考虑再三，仍是决定离开医学院。
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系主任塞风同志亦多次找我，希望我回系里教书，并告知说这事已获得学校人事部门同意。我向塞风同志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我回系后到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当教员。在获得了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领导认同后，我于1977年7月6日告别北医一院，回到了我阔别了六七年之久的母校母系。
我回到了母校母系当教员
告别北医一院回母校母系心情是两重的：一、北医一院，那里毕竟是我工作了六年多的地方，对那里的人有感情，对那里的门诊、病房有感情；二、回母校母系，重当老师，心情激动。 
当时，母校母系归属北京经济学院。1970年母校被迫解散后，于1973年按原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崔耀先同志的意见与建议，经北京市委批准，对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员作建制性成块分配：国际政治系等分配给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分配给北京师范大学，我工业经济系则由北京师范大学代管一年后，与北京经济学院合并，组建成为新的北京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是在1978年7月。在7月11日，学校召开的两千多名师生员工大会上，在学校领导成仿吾同志传达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之后，与会者欢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门 
7月13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停办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 
我回到母校母系，重操老师行当，对我来说，这是迎接新的发展机遇的挑战。我要百倍努力，期盼我发展春天的到来。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出任教师是个阳光工作，是暖人的；是个烛光工作，是亮人的。我决不辜负这个阳光工作的美誉、烛光工作的美誉，我一定要做好这份有“灵魂工程师”美誉之称的工作。 
我的努力从零开始。我认同老子的观点：“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六十三章》）。从了解企业情况开始，从了解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开始。我认为，工业发展的基础是企业。有企业才有工业，有企业的进步，才有工业的发展。做好工业经济工作，首先要做好工业企业工作。工业企业的基本活动是生产，没有生产，企业也就成为子虚乌有的东西。我的努力就从了解、研究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开始。 
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我进入工业经济系之后，便选择了加入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中。我想方设法地去接触实际，到工业企业中去、到生产实践中去。 
我进入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后，在老同志凌阁等带领下，先后去过北京人民机器厂、北京机床电机厂、北京工具厂等厂做调研。同时，我也如饥似渴地学习企业管理知识，聆听老同志传授这方面知识，如听周惠兴同志讲“工业企业生产指挥系统”的知识，听沈亮安同志讲“大庆科研问题”的知识，听杨文士同志讲“外国企业管理”的知识等。
到一机部搞均衡生产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在教学科研中有一个优良传统：注意密切联系实际。 
1977年时，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就有两位同志与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局有着密切的往来，一位是沈思聪，一位是杨文士。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是有关工业企业产品质量方面的，他们去了一机部所属的企业，去接触了解下面的实际。
因为我有强烈地去实际工作单位作调研的要求，杨文士同志就把我介绍给了一机部的生产调度局。该局领导热情地欢迎我去那里，并指派我协助他们一起抓均衡生产工作。 
当时一机部生产调度局的同志有张尚农、尹恭仪、周文新、赵玉英等。 
被汲纳搞均衡生产的还有其他兄弟院校的老师，他们是蒋葆芳（吉林工业大学）、童臻衡（北京经济学院）、许乃仁（河北机电学院）、李祯祥（陕西机械学院）、黄沛钧（湖北农机学院）等。 
所谓“均衡生产”，是指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中，任务完成情况的时间分配要做到均衡，不要出现月初生产松，月末生产紧的现象。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一机部部长周子健说：“到（1977年）9月中旬，机械工业六项指标一项都不好，请查。”副部长徐斌州说：“月初无产量的情况难道不能改变吗？”副部长项南说：“请生产调度局召集汽车局、农机局商议。按周部长的批示，坚决改变月初无产量的状况。此事不改，何以提高质量？两个局比一比，看谁改变得快。要发动两局的群众，大家一起想办法，一定要改变这种老毛病。”其他副部长，如王子仪、杨铿等同志对此也均有指示。 
据当时我国主要的8个拖拉机厂（洛阳拖拉机厂等）与5个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厂等）的生产情况分析，非均衡生产情况是这样的：1977年1月至同年9月，前者每月上、中、下旬完成计划情况的平均比值分别是1:2:7；后者为1.5:2.5:6。 
人们用这样的歌诀来描述当时的这种不均衡生产现象——月初晒太阳，月末赶月亮。月初逛西湖，月末打老虎。月初休息，月末突击。月初天女散花，月中萧何月下追韩信，月末夜战马超。月初（产品）吃零蛋，月中有一点，月末挨扁担。
月初没活干，月中紧动员，月末连轴转。这是打摆子式的疟疾生产，冷时如触冰霜，热时如临热炉，且周期性发作，一月一次，上旬发冷，下旬发热。它有七大危害：1.求量不求质，以完成数量指标为目标，忽视产品质量。2.出现拼设备现象，设备受损情况严重。3.出现了拼消耗现象，原材料浪费甚多。4.出现了拼人力现象，闲时员工打扑克，忙时疲于奔命伤神伤力。5.因为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职工间互相指责，内部关系紧张。6.助长了弄虚作假之歪风邪气，如把本月生产的产品数目移报到下月中去。7.打乱了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在工作进度等方面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这些负责搞均衡生产的同志，在一机部生产调度局的领导下，听汇报（听汽车局、农机局等举办的关于均衡生产问题的汇报）、看资料（查看北京汽车厂、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等十余个工厂有关均衡生产问题的资料）。又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从1977年12月12日起，我们先后实地考察了江西拖拉机厂、杭州齿轮箱厂、南京汽车厂、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厂、潍坊柴油机厂、潍坊拖拉机厂、潍坊动力机厂、莱阳动力机厂、莱阳拖拉机厂、莱阳重型机械厂、烟台轴承厂、烟台机床附件厂、烟台冷冻机厂、沈阳高压开关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柴油机厂、沈阳水泵厂以及沈阳小拖拉机厂等，并在得来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 
在江西拖拉机厂期间，我利用工作空闲，于1977年12月27日，去了一趟九江彭泽，看望我已阔别二十余年之久的小弟杨颐龄与弟妹何爱玉，同时见到了他们的儿子大波。 
在江西拖拉机厂工作期间，在厂领导的关怀下，于1977年12月29日，我们北京的同志去了一趟井冈山，瞻仰了这块被誉为“中国革命摇篮”的红色圣地。
我讲“生产作业统计”的课
青岛八大关
我们一机部生产调度局均衡生产问题研究组的同志为了了解、研究、解决均衡生产问题，奔波于祖国各地隶属一机系统的主要厂矿、企业之间。1978年夏，我们这些人，在周文新同志带领下，终于在青岛八大关那个地方安静地坐下来了，研究、分析调查所得，并著书。同年9月，我们撰写出了《机械工业企业均衡生产与作业计划工作讲义》一书。
《机械工业企业均衡生产与作业计划工作讲义》，全书共6章，依次是：均衡生产的概念和意义；生产技术准备；生产作业计划与期量标准；在制品管理；生产调度工作；生产作业统计考核与分析。我撰写了其中最后一章。
我写“生产作业统计考核与分析”这部分内容，得益于在我攻读研究生时，学习过《工业统计学》的课。同时，在具体写作时，我又专程请教了我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统计学课的老师王恩玉同志，请她指点我写作。
1978年10月18日，我给北京经济学院一个进修班的同学讲“生产作业统计”的课。这是我阔别讲台21年后的第一次上课，我十分重视这次讲课。授课前我认真备课。因为我有宁波口音，我对着收音机练习正确的发音。我站在穿衣镜前试讲，还请来了徐昶老师帮我作指导。在讲完课后，听课者童臻衡老师褒扬我，说我讲的课“立论清楚、条理清楚、表达清楚。先提出问题，然后回答问题，能把复杂的表格问题说清楚，很难得。缺点是某些问题还可讲得再简略些”。
讲课，是教员的天职。不搞教学，不讲课，那要你教员干什么？教员就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自我1977年回归学校后，从讲第一堂课开始，至目前为止，我在大大小小的各类课堂，或在学校，或在社会，授课的次数已达上百次之多。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江苏、云南、广西、甘肃等地。
1978年10月25日，在南京一机部开办的生产管理学习班上，我又讲了一次生产作业统计这门课。 
1978年11月6日至18日，一机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学习班，请多位名家传授管理方面知识。有中国人民大学王嘉谟的“国外企业管理动向”，中国人民大学沈思聪的“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中国科学院潘承烈的“运筹学问题”等。在这个班上，我也应邀讲授了“工业企业的生产作业统计”这门课。
现在让我简单地总结一下，我入一机部生产调度局的是非正谬。我认为我走的路是正确的。搞管理就要从初始着手，从基础开始，从了解企业生产活动起步。我下企业、到基层，亲眼看到了企业的产品是怎样经过车、刨、铣、磨等道道工序生产出来的，是怎样通过工序票、工艺路线单等生产媒介一步一步生产出来的。我今天所以能讲“工业企业生产作业统计”这门课，就与这样的经验积累与知识积累有关。
南京梅花山
镇江金山
在南京期间，利用会议间隙，我请假去了一趟镇江，去看望我的小舅。当时，他在江苏蚕桑研究所工作。小舅与我已有30余年没有见面，今见分外高兴，小舅十分热情地招待了我。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我在南京期间又专门去拜访了原我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副主任、时就职于南京仪器仪表公司的石楚玉同志。 
1978年间，我教研室开展了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活动。在11月30日后，教研室领导决定利用教研室全部教员力量，用月余时间，请众教员阅读港台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书。每人读一本，然后在教研室范围内，介绍你对所阅读的那本书的心得体会，化个人之收获为听者众人之收获。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每位教员收获颇丰。
我讲“生产管理”的课
1979年4月，学校授予我讲师职称。 
我最初传授的是“生产作业统计”的课，后发展演化成为讲授“生产管理”的课。 
昆明黑龙潭
昆明滇池
1979年1月、3月，我两次应北京市仪表局之邀，在他们举办的培训班上讲“生产管理”的课。 
是年7月，我们撰写《机械工业企业均衡生产与作业计划工作讲义》一书的同志们，一同去云南昆明的一个避暑胜地，继续对上书做精加工。最后写成了《机械企业生产作业的计划组织与控制》内部本的书，后经再修改，终演化成与上书同名的公开本，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写绪论与四章内容。四章的内容分别是：生产作业计划与期量标准，在制品管理，生产调度工作与生产作业统计。书的编著者是童臻衡、尚正明、高名伟、郭明轩、许乃仁、杨树本、杨先举、陈金荣、张惠明。我在该书写了第四章内容。
7月24日，我们利用本书的内容在云南讲课，我也登台献丑，讲授了作业统计的内容。 
我在云南工作期间曾去拜访余世昌舅舅，那时，他正在云南商业局任副局长。这位舅舅原住在我外祖父家的隔壁，他与他妻子十分热忱地接待了我。 
该年9月17日，一机部组织人去甘肃讲课，我也随同前往。这次的课是在甘肃省举办的厂长学习班上讲的，我讲的是关于“生产管理”方面的内容，时间是9月19日。后在兰州石油厂又讲了4小时，内容同上，讲课效果都不错。
成都武侯祠
成都杜甫草堂
该年9月25日，我教研室组织教员去四川成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交通部、煤炭工业部举办的干部学习班讲课，在这几个班上我讲的是“生产管理”的课。时间分别是9月25、26日，9月28、29日，10月5、6日。在我授课完毕后，三个班均报以热烈的掌声，肯定我，鼓励我。该年10月15日至27日，我又分别去浙江杭州为浙江省机械局举办的“生产管理”学习班，以及杭州发动机厂讲授“生产管理”的课。该年11月24日，去天津为天津经委举办的学习班讲“生产管理”的课。该年11月27日，去贵州安顺，为该省机械局举办的学习班讲“生产管理”的课。
该年12月19日至27日，去天津参加了一个由一机部组织的由一机系统同志与会的关于生产管理学术讨论会。 
在上述会后几天，我教研室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的教材建设问题，我参与了这个讨论。我在其中撰写了该书的某些内容。该书于1980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奖，1987年，又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三峡美景
1980-1981学年第一学期，我给信息系的研究生讲授了“生产管理”这门课。 
该年10月，我教研室同志在参加完由四机部等三个部门在成都联合开办的学习班后，其中有几位老师搭船走长江、至上海，再从上海乘车返京。我也参与其中，在回程中坐船路过三峡，欣赏到了三峡美景。
我讲“企业管理案例教学”的课
1980年上半年，我奉教研室之命，去国家经委参加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工作。这个中心的任务是，引进美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用它来培训我中国的管理人才。我方参加这个活动的除了学员外，还有教员。教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任课教员，协助美方教员进行教学；一是案例编写员，与美方人员一起编写中国企业的管理案例，以配合美方教学。我以后一种身份，即管理案例编写员身份参加。 
自该年6月16日起，至10月末结束，我们案例编写员与美方案例编写员一起在北京、沈阳、大连、上海等地做调查，编写案例。 
参加这个案例编写工作的中方人员有康树森、沈霖、李崇新、戴大双、马国强、尹尊声与我七人，康树森负责。美方的有郭炎（华裔美人）、派尔、托马斯、鲁宾逊、科克（女）五人，郭炎负责。
案例编写组工作行将结束时，我们中方人员合作写了一本小书——《案例教学法介绍》，内部发行。这本书看似不太显眼，只寥寥数万字，但这却是我中国首本关于教学案例的书。它起到了开我国教学案例先河的作用，起到了引“洋”入“中”的作用，起到了“燎原之火种”的作用。从此，我国便点燃了管理案例教学的火，且效果显著。 
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期培训工作结束了。我中国人民大学派到这个培训中心参加学习的吴培良等老师，其中包括我，就用实战的形式，招募北京市厂矿同志，开班教学，向大家传授、介绍美方的管理理论与经验，如领导学的知识、市场学的知识等。学习班的后期，我向大家传授了案例教学方面的知识，并用我自己编写的一个案例现身说法，效果极好，听者非常满意。 
我在这个学习班上所进行的案例教学，是我国在这个方面的首次实践。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法，其成功意义非凡。 
案例，或是写实，写工厂之实，工厂现实中的问题；或是虚拟，虚拟工厂可能出现的问题。案例类似故事，读案例，就是要使使用者据案例提供的情节去思考，用何种办法才能解决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为解决好案例中的问题，案例使用者必须去翻阅书籍，查找资料，深入思考，实地调查，分析研究。在回答问题时，回答者必将各执一词，其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由此又可促使案例使用者进行再思考、再调查、再研究。如此反复，促进该问题学习的不断深化，最终凝结出智慧的果实。 
在1981年，我在多个学习班上讲了关于管理案例教学的课。主要有：1981年2月10日，北京市教委与我校我系合办的厂长班上；2月24日，在一机部重型局所办的厂长学习班上；5月21日至22日北京市经委办的班上；6月5日至6日一机部通用局办的班上；7月11日山东青岛冶金学院等办的学习班上；7月25日至28日昆明云南经委办的学习班上；8月17日至21日天津机械局举办的学习班上；10月29日至11月4日张家口市经委办的学习班上等。所有的讲课，其教学效果都很好。 
1991年，我们还编写了一本关于管理案例的书。这是我在给我系研究生讲企业管理课时，利用研究生的力量编的。书名为《工商企业管理案例》，我任主编，于1994年出版。内含两个部分：关于案例教学法；工商企业管理案例选编。其中第一部分我写，第二部分由12位研究生与我共同编写。这12位研究生是：马璐、王玉英、王克、乔世鼎、孙伟、刘权民、陈世芳、张明平、张雁白、吴立、季文茹、唐甦明。书中选编的案例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书的质量尚可，先后印刷两次，共发行10500册。 
1996年6月19日，国家科委《软科学》杂志戴绪愚先生写信并致电于我，说他有一位台湾朋友非常喜欢《工商企业管理案例》一书，希望与我联系。 
因为我们编著的这本《工商企业案例管理》中的案例生动形象，且具有典型意义，社会上有人在编写他们的管理书时，便抄袭、剽窃我们书上的某些案例。我在以后从事教学中也会选用这本书中的某些案例进行教学，其教学效果也很好。 
我国从美国引进“管理案例教学”这个新鲜事物后，当即引起国内各高等院校的重视。1986年11月6日，山西太原成立了管理案例教学研究会，推举大连工学院的余凯成同志任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并创办了《管理案例教学研究》杂志，由我出面，请管理界元老袁宝华同志为本刊题写刊名。这个研究会在此后多次在河北秦皇岛(1988年11月19日)、广西桂林（1990年3月1日）等地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推进、搞好案例教学工作问题。
我讲“企业管理原理”的课
我在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主讲“工业企业管理原理”这部分内容的课。 
工业企业管理原理是企业管理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所讲的内容包括工业企业概念、工业企业管理理论、中西企业管理历史、企业管理的发展与前瞻、企业管理流派、企业管理职能（计划、组织、控制、协调、领导、指挥、教育、信息等）、企业管理中的劳动、概说企业管理生产经营战略科技等、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环境以及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等。
在我教研室内，关于管理学原理，最有研究的首推李占祥同志，他是这方面专家。此外还有周韶成、杨荫环等同志。我们合作编著了《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一书，首版作者是李占祥、周韶成、杨先举，由杨先举统筹；修订版的作者是李占祥、杨先举、杨荫环，由杨先举主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该书的主编理应是李占祥，但为便于我评选职称，李谦让于我。本书发行多次，累计发行83.1万册。本书系《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丛书的第一分册。本丛书共有11个分册，其中的第一、二、三、四（第二分册书名《工业企业经营决策与计划》，第三分册《工业企业生产管理》，第四分册《工业企业科学技术管理》）分册，于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特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与上书内容基本相同，李占祥同志与我还合作写了一本叫《现代企业管理学》的书。写本书的起始原由是，1988年，李占祥与我在给硕士研究生进行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布置作业，请每位学生在我们协作拟定的课程内容框架下，选取一章内容，做授课准备，然后在班级课堂上进行试讲。全部内容进行完毕后，李占祥与我针对每位学生的讲演予以仔细审定，修改其结构、逻辑，增补或删减内容，润色并核实其文字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增写了企业文化、企业环境等内容。这样做后，我们就把该书稿以研究生教材名义交给出版社出版。
这两本书中的基本内容，我在本科生教学、硕士研究生教学以及对外单位所开办的学习班、培训班讲课中多有使用。 
我在一些课堂上讲授这两部分内容的课。主要有：关于《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1982至1983学年第二学期为人大一分校78级同学讲，1984至1985学年第一学期为人大一分校82级同学讲，1984至1985学年第二学期为我系82级同学讲。关于《现代企业管理学》，1985至1986学年第二学期为我系85级研究生讲，1988至1989学年第二学期为我系88级研究生讲（连续讲两个学期）。为外单位讲“企业管理原理”，主要有1983年11月18至24日，去山东济南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课，1984年5月17至19日，去石家庄河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课；1964年21至24日，去河南洛阳洛阳工学院讲课等。
我讲“企业经营”的课
企业经营问题是关乎企业能否健康存世的重大问题。企业经营工作做不好，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纵然拥有高质量，但却行销不出去，企业将何以生存？ 
所谓经营，就是把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演化成商品后，与服务相配合，运用广告、行销等多种手段，把产品销售出去，使之转化为货币，获取利润。 
我写过这方面的书：《经营战胜策》、《兵法经营十谋》。 
我认为，搞好经营首先要有正确的经营观。主要有：市场意识，企业生存在市场中，四平八稳地走不能成为企业一本万利的条件，企业需要具有开拓进取的“闯劲”；竞争意识，优胜劣汰，企业要想存活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就要具有敢与他人一争高低的气魄；战略意识，谋长远胜，谋全局胜，只有兼顾到长远、全面的利益，才能保证企业高速地发展，而不是拘泥于眼前的蝇头小利；时间意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讲求速度，讲求效率，才能最大程度的创造价值；货币流通意识，快速周转货币，实现货币增值。 
经营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好的商品，其使用价值要高，价值要低。换言之，就是要生产出一个价廉物美的商品来。唯此，企业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商品进入市场后，企业务必利用全部能量参与企业竞争，运用各种手段，如广告、服务、销售组合、销售渠道、商标、包装、价格等去与其他企业竞争。
我就依据上述思想为学生讲授企业经营课。其讲课所用的主要课本，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经营战胜策》、《兵法经营十谋》两书。 
我在学校、培训班等课堂上讲“企业经营”的课。主要有：北京农垦管理干部学院，所用教材就是《经营战胜策》，时间是1987年12月。讲课效果甚好，听者要求购买该书者众多。同时，该讲课成为我以后几年经常去该校讲授的一个保留课程。此外还有，北京船舶管理学院，时间是在1988年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企协的班，时间是1988年4月、6月、10月。有色金属管理学院，时间是1988年5月。旅游管理学院，所用讲课蓝本是《兵法经营十谋》，时间是在1990年9月。农科院所举办的公共关系班讲“市场营销”的课，时间是1992年6月。中国机械工业总公司讲授兵法经营问题，时间是1992年8月等。
我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
1984年，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合写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 
《孙子兵法》是本讲述军事抗争的书。工商竞争也是一种抗争，所以，《孙子兵法》中所揭示的一些学问，如“庙算”、“伐谋”、“先知”、“应变”等思想也可为企业管理所用，所以我们共同撰写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这本书。
该书的出版，引起社会轰动。关于这方面内容，我将在本书第七章“科研涂鸦格子情结”中的第三节“《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社会反响”处着重叙述，此处从简。 
该书面世后，社会上邀请我去讲这方面课程的人不计其数，让我列数若干，以年份排序讲述。 
1985年。1985年3月29日到4月14日，我为国家经委与国家经济研究所等举办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管理现代化”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5月底，为我系学生作“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讲座。7月21日至8月6日，应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学研究会等之邀，在大连，为辽宁省厂长培训班讲“企业家与孙子兵法”的课。9月后，为多个单位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有：9月24日，为北京经济学院举办的经济师培训班讲课；10月15日，为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培训班讲课；11月11日至13日，为郑州航校的学生讲课；12月14至15日为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学生讲课。 
1986年。1986年9月23日，北京市一轻局职工大学请我讲；9月24日，北京市委工交口请我讲；9月26日，农垦管理干部学院请我讲；10月9日，北京市一轻局管理干部学院请我讲；12月2日，北京市厂长工作研究会请我讲；12月11日，轻工业管理干部学院等请我讲。天津南开大学陈炳富教授也请我去讲过一次，时间是1986年5月26、27日，给他的几位研究生讲。 
1987年。1987年4月4日，我去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讲；7月7至9日我去北京船舶管理学院讲；9月7日，我去一机部企协咨询师班讲；10月15日，我在上海轻工业局讲。 
1988年。北京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在这一年里，先后6次请我去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在船舶管理学院讲这方面的课，时间是1月4至6日；在一机部企协的班上，讲这方面的课，时间分别是4月11日、6月6日、6月30日以及10月14日。 
1988年还有这样三件事：（一）1月12至14日，我在北京参加了由国家科委管理中心召开的关于古代管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讨论关于《孙子兵法》方面的问题；（二）7月22至27日，应河北邯郸轧钢备件厂厂长李正安同志之请，我去该厂为他们所倡导的“攻势经营法”作咨询，并讲解“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三）12月12日，应北京市宣武区政协负责人黄宗汉同志之邀，一起商讨拍摄关于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电视片问题。 
以后几年仍然有关这方面的讲课，为节省篇幅，恕我略去。 
1993年我退休后，我依然多次为我校或外单位讲授“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如1992至1993学年第二学期，为我校全校研究生开设选修课《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1999年7月，去深圳檀香山大学杜拉克顾问公司讲这方面的课；2004年9月8日，去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为全市的企业家用幻灯片形式讲这方面的课。
我讲“企业文化”的课
1986年夏，我被评为副教授。 
还记得1977年，我刚进入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当教员。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人才济济，藏龙伏虎。有专攻管理原理的专家李占祥；有专攻经营管理的专家徐昶、解培才；有研究质量管理的专家沈思聪、杨文士；有擅长讲生产管理的专家周惠兴、谭道明；有致力于领导学方面研究的专家吴培良；有精通战略问题的专家刘仲康等。我自感压力很大。我原来就读的是工业经济方面学问，而在企业管理领域里，今天我初来乍到，一切是陌生的，我该怎么办？ 
这一切，在我撰写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后，终于找到了答案——让我致力于我国优秀文化与企业管理嫁接的研究，攻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是说企业将用怎样的价值观来做好相关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自然求索、社会交往的事。这是企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可以供我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后，我便开始对企业文化作研究。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一书中书写了“企业文化”一章内容。我还写了12篇关于企业文化的论文、文章，在全国多家《企业文化》杂志或其他杂志上发表。其中有一篇叫《企业文化辨析》，发表在1990年第1期的《山东经济战略研究》上，获得了山东省企业文化学会颁发的“鲁文杯”奖。1990年秋，我还写了一篇《“根”与企业文化》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该年的第4期上，获社会广泛注意。1996年，我又创作完成了《企业文化新绿》一书，是书获1997年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六届入选作品奖。 
我是全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曾多次参加这两个研究会召开的各种会议或其他相关会议。如1988年11月23至27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1989年4月24至28日，参加在浙江绍兴召开的“1989年企业文化研讨会”；1990年5月7至11日，参加在辽宁鞍山召开的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年会；1991年7月12至21日，参加在吉林和龙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会暨讨论会”等。 
我在我校我系讲企业文化的课。主要有：1986至1987学年第二学期在84级工经同学的课堂讲；1988至1989学年第二学期、1989至1990学年第一学期，在88级研究生的课堂上讲。1996至1997学年第一学期，为93、94级学生讲企业文化的课。因为我已退休，这次讲课也成为我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在正式的大学课堂上授的课。 
我还给外单位讲企业文化的课，主要有：1989年6月7日、14日为北京农垦管理干部学院讲；7月5日，为北京工运学院讲；7月22日，为北京长城计算机公司讲；8月23日，为山东兖州石臼所学习班讲；1991年6月18至28日，在西安，为北京、西安铁路局联合举办的企业文化研讨班讲；10月10日，在黄山，为辽宁一个民办的班讲；1996年11月给交通银行讲等。
我讲“‘三子’管理学”的课
这里所谓的“三子”是指道学宗师老子李耳，儒学宗师孔子孔丘，以及兵学宗师孙子孙武。我著有这三“子”管理思想的书，分别为《老子管理学》、《孔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 
此外，最近我又编写了一位“子”的书，着重描写了集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重点突出他的管理思想，书名为《向韩非子学管理》。 
上述前三位诸子先人，其管理思想优秀处繁多。择要地说，老子重哲理，如“‘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等；孔子重伦理，如儒学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思想等；孙子论兵，如讲“庙算伐谋”等。 
我就用这三位先人的思想讲解企业管理这门课程。 
至于韩非子，因为《向韩非子学管理》一书是最近出版的，所以以前我没有用过他的思想去讲课。
关于这三位诸子先圣的管理思想，我讲得最多的要数孙子的思想。关于这，在我这本回忆录本章第八节“我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文中已多有提及，故略。 
我讲老子管理思想、孔子管理思想、孙子管理思想的课，常常是统一地讲，所用讲题名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确切地说，这个讲题名应改成“‘三子’管理学”较合适。 
关于“三子管理学”的课，我主要讲过这么几次。1995年4月21日，应清华大学文学院之邀讲过这方面课；1998年6月，在山东烟台中国煤炭经济学院讲过这方面课。2002年前后，那时我任我校的教学督导员，在听商学院的课中，向当时授课老师梁雨谷、杨杜、刘彧彧等人毛遂自荐，客串地为他们的本科生、研究生、MBA生讲授了“‘三子’管理学”二到三个学时不等的课。 
1998年8月14日，我为富特集团传授了“老子与企业管理”的管理精髓的课。 
我还以孔子的管理思想为主题讲课。2007年6月13日，应北京工业大学西校区商学院之邀，为该学院老师讲“孔子管理学”的课。同年12月13日、25日，为国家人事部高级公务员培训班授课，课题名称为“孔子思想与为政修身”，这次课属远程教学，课堂上空无学生，只有两三位工作人员协助我讲课，我则面对着录象镜头、扩音机讲。 
因为我著有《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等书，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人与我洽谈将上述几书的内容转化为形象书稿问题，即把它演化为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课形式讲。因为我自觉乡音问题无法解决，加之，把书中内容转化为“百家讲坛”形象内容难度太大，婉拒。
我带研究生
1993年春我被评为教授，是年我63岁。此时是我退休前夕。 
前面，我写了关于我从教方面的事，现在就让我说说关于我带研究生方面的事。 
本节标题所谓的“我带研究生”是指我带硕士研究生，我没有带过博士生。 
1993年我被评为教授，即退休，学校没有聘我带博士生。2005年，由宝山钢铁公司的学者张俊杰同志组办的“北京中美华管理科学研究院”，聘我为该院的博士生导师，当时我虽然确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实际上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任务。 
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带过的硕士研究生有20人。今天，他们中多半已成为国家优秀人才。有如下学生：胡时明、刘有志（以上两位均为85届学生，后者周韶成老师与我合带）；郑明身（88届），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风彬（89届），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宜正（89届，我与刘仲康老师合带）；尚元会（90届，外读学位生）；王右铭、陈扬、宋天智（以上三位均系91届学生，他们三位原是沈思聪老师的弟子，沈老师去世了，转给我带）；刘权民、季文茹（91届学生，全过程归我经管）；赵延庆、刘乃民、高传义（以上三位均系91届学生，外读学位生）；姬宇、刘晓芬、巴丽、池永明（以上四位均为94届学生，他们原是内蒙财经学院的老师，属外读学位生）；车达飞（95届）；王礼民（96届，1997年初因我要出国探亲，转入郑明身老师门下）。 
我还为社会上的有关学校带硕士生11人。1999年，为中华研修大学带研修生李虹、李拥君；2001年，为中华研修大学带研修生陈华英、赵卿全；同年，为北大举办的德立信带研究生吴礼典、张国玲；2002年，为德立信带研究生杨惠龙；2003年，为中华研修大学带研修生4人：马群威、杨帆、刘硕、刘恩隆。 
我参加过的校内、校外有关老师的硕士生、MBA的论文答辩活动不计其数。 
我还担任过兄弟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答辩委员，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我担任北京大学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时间是1994年12月27日，博士生的名字叫周松波，论文题目为《中国古代兵家战略思维与现代企业战略家的智慧》。为南开大学当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一事则是1988年6月10日，应陈炳富教授之请，为他所在管理系的李非、周戌乾、龙海军三位当论文答辩委员。此外，我还为深圳的若干博士生当过论文答辩委员。 
我还参加过李占祥、黄卫伟等老师所组织的博士生录取工作，如口试。参加李占祥、黄卫伟等老师所组织的博士生论文开题活动。参加过李占祥、黄卫伟的博士生论文的评阅工作以及他们所组织的博士生论文答辩工作。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我是教员，我的神圣职责是为学生传好道、授好业、解好惑、启好智。但为学生提供一滴水，我的头脑里就需要装满一桶水。为此，我努力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我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好教员必须做好两件事：教与研。为了搞好教，又必须注意研。为此，我行万里路，搞科研，去求智；读万卷书，搞科研，去获智。 
为求智，我确实行了万里路。感谢有关单位为我提供了万里行的条件与机会。如一机部，为研究均衡生产问题，在一机部生产调度局的领导下，我的足迹遍布了江西、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云南九省，对江西拖拉机厂、南京汽车厂等二三十个工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又如，国家经委、国家企业管理协会为研究经济效益问题，领导着我们去全国不少地方作调研。我统计，自1977年我回归学校重当教员后，我跑遍了全国除六个省、地区（西藏、青海、宁夏、新疆、海南、澳门）以外的所有省、市、地区。 
海南岛 
国家经委、国家企业管理协会领导着我们研究经济效益问题作调研的情况是这样的：1983年4月下旬至7月中旬，这两个单位举办了国家经济效益研究班，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为办好这个班，我们一些人，兵分几路到全国数处做关于经济效益问题的调研。我被派往中南四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十几个厂作调研。时间是该年的5月6日至20日。这个研究班正式开班是在6月1日。办班的方式是请与会者先听取有关经济效益问题的若干专题报告，再分成若干专题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汇总成经济效益这个大问题作再深入探讨，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纪要”。我是该“纪要”的主要撰稿起草人之一，也是最后成文者之一。该“纪要”名为《要从投入产出全过程理解经济效益》。此文正式形成后，被印成红头文件下发至全国各厂矿。1983年11月19日，《经济参考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 
为获智，我读了万卷书。我写过许多科研论文，撰写过不少科研书籍。这些，都必须依靠大量的知识作支撑。为此我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比如，我在为写兵法与管理、兵法与经营等书时，就大量地查阅了有关兵法方面的书籍。读中国兵书，如《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此外还读《孙膑兵法》、《将苑》等。也读国外兵书，如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些是关于兵法方面的书，此外，我也学习、了解了大量关于管理、经营方面的书，如美国人德鲁克的书，西蒙的书，日本人大前研一的书等。 
为求智、获智，我也参加了不少研究会，如关于《孙子兵法》方面的，参加1989年5月在山东惠民召开的首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及以后三届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
科研?涂鸦?爬格子
自1997年我重操教业以来，始终不忘搞科研，涂鸦，爬格子，取得了如下主要收获。 
我独立撰写的书有11本。这11本书是：《经营战胜策》（1987年）、《兵法经营十谋》（1988年）、《老子与企业管理》（1994年）、《企业文化新绿》（1996年）、《孔子管理学》（2002年）、《老子管理学》（2005年）、《孙子管理学》（2005年）、《三国管理学》（2005年）、《韩非子说故事》（2008年）、《向韩非子学管理》（2010年）、《向“四子学管理”》（2011年）。 
与其他同志合作写作的主要著作（是说我在其中出了大力的）有10本，它们是：《机械工业企业均衡生产与作业计划工作讲义》，主笔，1978年；《机械企业生产作业计划组织与控制》（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局编），主笔，1979年；《机械企业生产作业计划组织与控制》（天津人民出版社），主笔，1980年；《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主编，1984年；《工业企业管理基本知识辅导材料》策划、总纂、作者，1984年；《现代企业管理学》，1990年；《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总纂，定稿，1984年；《向诸葛亮学管理》，定稿者，2010年；《案例教学法介绍》，主笔，1980年；《工商企业管理案例》，主编，1994年。 
参与其他同志编、写的书共23本。主要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教材，198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奖，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工业企业管理纲要》，教材，1984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简明教程》，教材，1987年，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本书有日文本），专著，1991年。 
在以上我独立撰写的书籍或与他人合写的书中已有5本在海外出版发行。它们是《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有英文本、台湾本（易名为《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老子与企业管理》，有台湾本（易名为《老子管理学》）；《孔子管理学》，有日文本；《老子管理学》，有日文本；《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日文本。 
创作的论文与文章共计138篇。归纳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管理原理方面16篇，如《素质?整顿?效益》，发表在1984年第1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 
关于企业文化方面12篇，如《企业文化辨析》，发表在1990年第1期的《山东经济战略研究》杂志上。 
关于领导学方面19篇，如《要抓紧工业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发表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2年第6期上。 
关于生产管理方面文章6篇，如《论均衡生产》，被收录在《中日管理现代化文粹》一书中，199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经营管理方面24篇，如《经营中的辩证法》，发表在1987年第7期的《经济管理》杂志上。 
关于案例教学方面8篇，如《用案例教学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发表在1987年第1期《管理案例教学研究》杂志上。 
关于借古说今话管理10篇，如《汲传统文化营养 建今日管理文明》，发表在2005年5月25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上，总第1186期。 
关于向诸子学管理43篇。向老子学管理3篇，如《老子哲学与矛盾管理之识》，发表在2004年第5期《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上；向孔子学管理10篇，如《论语与企业管理》，发表在1986年第9期《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向孙子学管理28篇，如《孙子兵法的管理价值》，发表在《滨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向韩非子学管理1篇，《图强则王 孱弱则寇》，发表在2008年第4期《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上；向诸葛亮学管理1篇，《颂诸葛亮 学诸葛亮》，发表在2010年第2期《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上。
《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出版
《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三人共同写作完成的。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责任编辑是秦海同志。 
关于该书的情况，在我这本回忆录中的中的第六章第八节“我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中，已有叙述，这里主要说其出版情况。 
1982年6月21日至7月7日，我在云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课，当时李世俊（云南化工配件厂干部）以学生身份来干校参加学习。是时，李世俊对《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的书稿基本写作完成。为了保证该书稿能够正式出版，李邀请我与他合作再写、完善。因为该书稿已大致成型，我不愿掠人之美，婉拒，但他请求再三，我答允。 
当时云南省企业管理协会、昆明厂长经理研究会的负责人覃家瑞也参与了该书的写作，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为了不辜负李世俊对我的信任，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一间只几平方米大的房子里修改，重新撰写了书稿最核心部分内容——导论等。统纂审定了全书内容，改善了书的结构，添加了一些重要观点，补充了某些内容，修改文字措辞，最终审定初稿。 
由上可见，对于该书的出版，我是做出了较大努力的，所出的力是不小的。在以后以此书导论为基础所写的文章《略论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等，就以杨家俊（杨先举、覃家瑞、李世俊）的名义向诸多杂志发稿。该书在昆明出内部本（以昆明厂长经理研究会、广东省厂长研究会名义出版）时，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正式本时，该书的作者落款才用现行版本上的落款名。 
但我需要解释，撰写本书的倡议人、策划人、发起人是李世俊，书的毛坯构筑人是李世俊。这本书之所以得以出炉面世，李世俊功不可没。 
我还要感谢李世俊同志：一是他提议我、他，以及覃合作写书，让我显示出我具有撰写这方面书籍的能力；二是该书使我找到了我在企业管理领域中前进的落足点——搞企业文化、搞我国优秀文化与企业管理嫁接的文化。 
该书的出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首先联系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但该出版社不愿出版我书。于是，我便与李世俊两人兵分两路活动，一路由李负责，一路由我负责，分别在南方、北方寻找愿意出版我们这本书的出版社。我从昆明回到北京后，共联系了5家出版社：“工人”、“经济科学”、“北京”、“战士”（即“解放军”）、“中国社会科学”。其中，有多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但在时间上要我们耐心等候。最终，我们选择了愿意快速出版我书的广西人民出版社，时在1984年5月4日。1984年6月6至14日，我再次去昆明，与李世俊、覃家瑞，还有秦海，住在一家旅社里，四人一起再次改稿，经过反复审读，完成了终稿。事后，由我将此书稿送至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借此机会，广西社的同志邀请我观赏了南宁风光，畅游了桂林。该书于1984年8月出版。
《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影响
《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的出版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该书获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第二届社科全国优秀畅销书。是书到1996年，共印刷16次，累计发行35万册。还有香港本问世，英文本问世，英文本的书名为《“Sun Wu’s Art of War”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Management》，台湾本问世，台湾本的书名是《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该书内容，被《城市金融报》（陕西）从1987年8月6日的第38期起开始摘要连载。书中不少内容被某些书刊抄袭，甚至出现了盗版。受到本书出版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孙子兵法研究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研究会等组织。此外，还大量涌现出与我书类似名称的书，如《孙子兵法与经营》、《孙子兵法与竞争》、《孙子兵法与体育》，还有诸多与“三十六计”方面相关的书籍。一时间，社会上涌现出了一股孙子兵法的研究热潮。 
该书社会好评如潮。据不完全统计，至1986年5月，全国报纸或直接发表书评、书讯推荐该书，或间接地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该书的便有10余家报社之多，有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广西日报、北京晚报等。如198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文达的书评《有益的探索》，盛赞此书。又如1985年5月5日、11月30日，《北京晚报》发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读‘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有感》等文。 
该书在香港一经发行，便火爆畅销，供不应求。香港的出版商在征得广西出版社同意后出版了香港版本。 
该书的英文版本，是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组织人翻译的。她是在我国西南图书发行公司为她提供的40余本书目中筛选出来的。翻译者是牟绪典教授。英译版书名与书中前言部分是采用了韩素音女士等人的意见翻译而成,由香港海峰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从未谋过面的同志的来信，有的是对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有的是向我讨教有关兵法中的问题，还有的则是求我帮助购买该书，等等。如，1985年2月11日，广东江门北山胶化厂梁厂长来信，对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寄来他家乡的的土特产让我品尝。同年4月21日，辽宁大学丁立新来信说：“看了你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后，就对企业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报考人大研究生”，希望“师事于你”。 
我中国人民大学技术学教研室的韩荣同志（他是我的老师，教过我关于冶金学的课），读了我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赞扬我书：“实属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之佳作，读后颇受启发。”并赠我一幅由他书写的墨宝杜牧的《山行》。韩荣同志还在信中还纠正了我书中的若干错误。 
1986年5月8日，有两位澳大利亚朋友关毕德与福格林到我家来与我交换有关《孙子兵法》的意见，他们准备英译该书。 
1996年3月，国防大学的兵法经营学校负责人房立中同志聘我任该校的客座教授。该同志还于该年9月编纂了一本名为《孙武子全集》的书，里面附了我的一篇小文：《兵法，经营者师》，还附有我用隶书书写的一幅字：“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此书还受到了当时企业管理界领导人的肯定。在一次全国性的企业管理研讨会上，袁宝华同志在我与所有与会者面前夸赞我的书写得好。1986年4月26日，第四次管理现代化座谈会开幕，当时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负责人张彦宁同志约我谈话，说我书写得不错，他为了更好地传播此书中的文化，准备向企业管理协会推荐此书参加优秀著作评选。他还告诉我说，澳中友协要翻译我书。他还坦率地告诉我，说有人认为该书在讲到古今用问题上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他在这次会的开幕式上作报告时，讲到“古为今用”问题时，着重介绍了我这本书。以后他通过他的秘书张立平同志，要我整理一个关于《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社会反响材料。我照办，整理了一个主件、一个附件，于5月28日呈送给他。
我写《经营战胜策》的书
1987年11月，我著《经营战胜策》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我撰写《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之后，独自完成的首本图书。 
该书书名虽然使用了军事术语，但实际核心内涵仍讲商业经营，应归属于商业经营方面的书。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经营、产品、销售。 
关于经营，首先解释了何谓经营这一概念，讨论了竞争中优胜劣汰的道理，指出企业必须搞好经营工作这个基本原则。 
关于产品，分析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问题，强调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强调商品质量必须是优质的，要想方设法降低商品中所蕴含的必要劳动量，降低成本，以此在经营中争取主动，最终取得竞争胜利。 
关于销售，我着重交待了商品出产后的行销方法和手段问题，如畅通销售渠道、做好广告、商标、包装、价格、服务等，指明了行销手段的多样化和重要性。 
该书用随笔的形式写，写成一则一则文字，一则一个主题，则则主题串联起来构成一本完整内容的书籍。每则千余字，共写108则。 
该书的责任编辑是乐俊淮同志。 
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经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企业家报》、《中国企业家》杂志、常州《企业与改革》杂志、西安《城市金融报》、《企业家报》、福建《管理与效益》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等或发书讯，或发书评，纷纷以各种形式赞扬我这本书，如1988年第四期《商业经济研究》就发表了对该书的一个述评。 
该书出版后，有多家杂志、报纸转载该书中的某些内容，如《经济管理》、《南京企业管理》、《工人日报》等。及至1988年4月，该书有23则次的内容被相关报纸、杂志转载刊用。 
该书有些内容，被一些书刊抄袭，如某出版社某书的书中就有一些文字是剽窃我书的。 
是书2次以上印刷，属畅销书。发行量可能在2万册以上。甚至在个体书贩的地摊上可看到此书的身影。 
该书内容我本人在给外单位讲授经营课时多有使用，如给北京农垦管理学院做讲座时，在座者反应很好，许多学生争相购买该书。
我写《兵法经营十谋》的书
1888年11月，我撰写了《兵法经营十谋》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李传纲同志。 
早先，我与其他同志共同写作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广泛重视。为此，我就思考何不由我自己独立地写这方面的书呢？于是我努力。 
我认为，兵法经营要重视10个问题。悟道（悟经营之道，“道天地将法”之“道”）；论将（选用好企业家，将是国家安危之主，企业家是企业安危之主）；励士（激励员工）；择人（用好干部）；势治（造强大的竞争之势，如千仞之山上转圆石之势）；庙算（决策）；谋攻；不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权变（应变制胜）；贵胜（追求竞争速度，不贵久）。以此，我为此书起名《兵法经营十谋》。 
书稿出来后，我倾全家人之力誊抄。 
为壮大我书威力，提高书的影响度，我邀请了资深管理权威袁宝华同志题词，请来时任企协负责人的张彦宁同志作序。 
我请宝华同志为《兵法经营十谋》题词，他热情地给我回了这样一封信： 
先举同志： 
承蒙以《经营战胜策》相赠，非常感谢。 
3月25日来信及《兵法经营十谋》目录、导论，彦宁同志序言均收到。由于上月末刚从国外回来，又未及时清理文件，你的信一直压到今天才看到。迟了十多天，实在抱歉得很。 
题词已遵嘱写了，送上请审阅。如不合用请告我重写。 
敬礼 
袁宝华 1988.4.13 
宝华同志的题词是这样的：“兼取百家之长，发展管理科学”。 
张彦宁同志也为该书作了序。 
是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文摘报》、《河北企业报》、《河北经济报》、《中国经营报》、《企业管理参考》、《城市金融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纵横》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等或发书讯、或发书评，或遣记者专访，赞扬我书。《中国青年报》等单位举办希望杯优秀著作评奖活动，在一批候选书目中我书榜上有名。 
是书是畅销书，个体书商的地摊中能买到此书。 
江苏盐城郊区有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读《兵法经营十谋》有感，寄来请我看。 
1989年5月23日，山东鲁南化肥厂张旋宇来信，要我帮助买《兵法经营十谋》及《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经营战胜策》等三书，我各买了10本寄去。 
1990年4月23日，我收到辽河油田武更新寄来的一部书稿《三十六计与经营管理》，请求我帮助修改。 
该书，1991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特等著作奖；1991年获河北省企业管理协会、河北省企业家协会颁发的的首届企业管理优秀论著的优秀著作奖。 
该书印刷了多次，发行量逾2万册。
我写《老子与企业管理》的书
老子，李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智慧老人。其哲理思想，博大精深，我择其哲理精华写《老子与企业管理》一书。 
1990年，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葛荣晋教授之邀，参与了由他主编的《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的写作，其内容有“老子思想与中医”、“老子思想与养生”等共15章，我负责撰写其中一章“老子思想与企业管理”。该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还被日本一出版社买断在日本出版，国内亦多次印刷。 
我这本《老子与企业管理》一书，就是受上述《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的影响与启发而创作的。在我原“老子思想与企业管理”这章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扩充、发展、强化而成。 
《老子与企业管理》由六个部分组成：除引论外，有“道论-文化”，讲“‘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德论-治理”，讲“为无为”思想；“柔论-谋略”，讲“柔弱胜刚强”思想；“无论-创造”，讲“有生于无”思想；“反论-艺术”，讲“反者道之动”思想；“水论-修身”，讲“上善若水”思想。我还写了这样一个题记：“负阴抱阳，冲气为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在对立激荡中生化出来。” 
本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该社负责人李淮春同志支持我写这本书。责任编辑是闻洁同志。 
该书出版发行之后，社会反响很好。北京日报、《经济管理》杂志、文摘报、常州日报、《北京企业文化》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等新闻单位发了书讯。 
该书发行不久，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的党委书记余进同志来我处与我研究、探讨书中内容。同年8月5日，《金三角》杂志执行主编霍用灵同志来我处，与我交谈东方道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方面问题。同年8月8日，我收到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刘济昆先生的信，信中表示他们愿意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繁体字本。同年12月20日，《青年文摘》的陈安钰同志给我寄来1995年新年贺卡，同时寄来一信。陈安钰同志在信中自述他是未曾与我谋过面的学生，对我所著《老子与企业管理》多有夸赞，记述了他对我的敬慕之情，以及希望有机会前来拜会我的愿望。 
1995年2月1日，北京理工大学一学生找到我家，与我一起来探讨老子与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 
1996年5月9日，韩国吴锺锡先生，约我在燕山大酒店见，交谈关于《老子与企业管理》方面的意见。 
1998年1月8日，广西企业年鉴主编、广西易尤展览信息产业公司总经理廖丽娟女士来电说：“我崇拜你的《老子与企业管理》一书，有两次与你女儿通了话，未能与你说上话真遗憾。”还说：“在过去一年里，无数次给你打电话，还买了台湾的茶叶拟送你。”（杨先举注，1997年，我在北京，1996年一年，我与妻子去了英国伦敦，可能是廖女士把日子说错了） 
该书多次印刷，发行量具体不详，估计逾2万册。该书，在路旁个体书摊上便能买到。 
此书被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用美元买断，并改用繁体字出版，易名为《老子管理学》。在海外，如美国等地发行。我看到过，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所刊登的有关该书的销售广告。
我写《企业文化新绿》的书
我讲企业文化的课，研究企业文化问题。 
我是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曾多次出席这方面会，或全国、或地方，如北京、鞍山、吉林和龙、西安等（关于这些我将在本章第14节“我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工作情况”一文中还要作具体叙述）。这些经历使我有幸学习到更多的关于企业文化的知识。 
我还多次参加过有关企业文化问题的调查，如1990年2月23至28日，与北京铁路局党校郭占宁同志等一起去济南铁路局作调查。 
我多次在课堂上给同学讲授企业文化课。为讲好这门课，我搜集并阅读了大量有关企业文化方面的书籍与文章。 
据上，我已具备了一定的关于企业文化的理论知识与实践体会，于是我着手撰写企业文化方面的书。 
我力求所写的书有新意，为此我为该书起名为《企业文化新绿》。新绿者，最具生机的色彩之谓也。因为我母亲姓余，我父亲姓杨（木易为杨），我便借此寓意，以余易、老木为笔名撰写。用该笔名进行写作还有这样一个企图，求新，以余易为主笔、以老木为辅笔来著书。通过老木点题、老木点要、老木饶舌、老木续貂等手法来介绍是书的论点、要点，补充书的某些内容与争论。 
本书共写四篇：认知篇，认为企业文化的真谛是价值观，文化是有力的，价值观是有力的，产生强大的管理之力，认知企业文化的性质、特点、作用等；内涵篇，认为企业文化之本在人，用正确思想育人，用文化知识武装人，使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借鉴篇，汲取祖国优秀文化乳汁，如“道”的思想、“儒”的思想、“兵”的思想等，还要借用外来的优秀管理思想为我服务；耕耘篇，为建设好正确的企业文化，厂长要孜孜不倦地耕耘。 
1995年7月，我与妻子先后前往我两位女儿的所在国探亲，带去了撰写《企业文化新绿》的任务，所以本书不少内容的写作是在英国、瑞典完成的。 
本书的责任编辑是张剑宇同志。 
书是在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后社会反响如何，因与大连相隔甚远，信息传递不便，所知不多。但有三点我是了解到了。1.大连日报于1997年10月14日发布书讯，说东财大出版社因为出版了《企业文化新绿》获得了“五个一工程”之一本好书奖，还说“这也是我市获得的惟一图书奖”，又评价该书为“集哲理性、科学性、实践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2.该书荣获辽宁的奖项——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六届“入选作品奖”。3.该书被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王元同志选中，被纳入由他们编纂的“企业万有文库”的第五卷“公司管理卷”中，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出版后，《中国企业报》、《中国人民大学报》、《企业文化通讯》杂志发了书讯，有一位叫刘诚实的同志给我来信要我帮助购买该书。 
需要着重提及，该书稿写作完成后，在北京竟找不到出书单位。一次与我表妹裘云（我大姨妈的女儿）闲聊中，说及此事，她说她丈夫在东北财经大学工作，他可以为这事与该校出版社联系。就这样，经由表妹夫周连胜同志推荐，是书得以被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相中出版。因此，我十分感谢我的表妹、表妹夫，以及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年9月8日，我曾经为该书去参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一个评奖活动，未果。
我写《孔子管理学》等三书
三书是《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 
《孔子管理学》 
此书是跨世纪之作，开始写作于1999年，2002年1月定稿。也是跨国之作，其中不少内容是在英国、瑞典写的。 
写孔子，起名《孔子管理学》是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为我出版的《老子与企业管理》，后易名为《老子管理学》的影响而为。 
孔子，名丘，我国伟大的儒学宗师，被尊为“儒圣”，是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其言，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如《论语》首篇首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于是我撷取其精华思想著《孔子管理学》一书。 
本书内容共有6个部分组成：“哲知”，孔子有“天何言哉”、“中庸”等言论；“为政”，孔子有“为政以德”、“民为贵”等思想；“伦理”，孔子有有关“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教育”，人在教，有教人才能进步，关于这，孔子许多至理名言，如“有教无类”的思想；“齐家”，家齐才能治国；“修身”，修身乃为人基础，这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上述种种思想皆可用于管理之中。 
《孔子管理学》的写作耗时2年有余，有不少内容是在英国、瑞典写的。这可从本书中某些文字里窥察到，如书中用了若干英国方面的事例。在瑞典、英国写书中，得到了我长女、次女的支持，特别是我的次女，她教我用电脑进行写作。从此以后，我便放弃了原始的用手写的方式写书，改为在键盘上敲打写书。以后，我所著的书籍、文章就基本都是用电脑敲打编辑的了。 
书稿出来后，交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严格审查后，该社同意出版我这本书。 
本书的责任编辑是徐莉同志。她是一位很有水平的编辑，经她编辑加工后，成书质量有提高。 
成书上市，社会反应尚佳。二次印刷，有二个封面本，该书到2010年8月售缺。 
201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的日文出版权卖给一日本出版商，同年10月，我已经看到了该书日文版本的倩影。 
《老子管理学》 
此书是在《老子与企业管理》一书的基础上，经扩充、延伸而成。 
本书包含了如下内容：“哲文”，讲老子的哲学思想，如“‘道’可道，非常道”、“域中有四大”等；“政事”，讲老子的为政思想，如“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智谋”，老子讲了这样的话：“柔弱胜刚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创造”，老子说：“有生于无”、“冲气为和”，创造是从“无”生化出来的，是从负阴抱阳，冲气为和中形成的；“辨证”，《老子》一书统书讲辨证，著名的有“反者道之动”等观点；“修身”，老子极力提倡为人要如“水”那样为善，要“静”，要“敦朴”等。上述老子思想，我们在管理时也必须汲纳采用。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刘渝、刘金平同志。 
我自觉本书没有《老子与企业管理》写得精炼，所以其社会影响不如《老子与企业管理》来得强烈。 
本书印刷了二次，有二个封面本。 
如同《孔子管理学》一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把该书的日文出版权卖给了日本出版商。因此它有一个日本户籍，在日本发行。 
《孙子管理学》
本书是在《兵法经营十谋》、《经营战胜策》两书基础上经过加工、扩容而成。 
本书分为8讲内容：“修道”，讲管理如孙子所说的那样要讲“道”，“道天地将法”的“道”，得道才能多助，才能胜；“论将”，将是国家安危之主，企业家是企业安危之主，企业要选用好经理、厂长；“励士”，军队是士卒组成的，企业是员工组成的，军队要对士卒进行教育、激励，企业则要对员工进行教育、激励；“治势”，打仗要靠强大的势，用势压垮敌人，企业搞经营也要造势，造一个“制人不制于人”的势；“庙算”，作战之胜在于决策，“上兵伐谋”，决策正确，伐谋得以实现，作战就会胜利，企业开展竞争与上所讲同理，也要做好庙算，搞好伐谋工作；“谋攻”，知彼知己，才能谋好攻，搞企业管理也要这样做，去获知，去谋攻；“伐兵”，打仗伐兵是基本之法，企业竞争互伐是基本之术，为此企业要搞好销售、广告等；“策胜”，知权变，知攻守，知虚实，知分合，是作战必须运用的策略，企业搞竞争也必须遵循这些道理去做。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伯工、刘金平同志。 
本书也印刷了二次，有二个封面本。
我写《三国管理学》等两书
我写《三国管理学》的书。 
三国是我国古代时群雄逐鹿的年代，最富抗争性。特别是最后魏、吴、蜀三国之争，最为激烈、最为精彩。我们颂扬《孙子兵法》。在三国的年代里，《孙子兵法》思想被应用到了极致。三国的历史便是《孙子兵法》的思想被演绎得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历史。我写过有关《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兵法经营十谋》、《孙子管理学》等书。基于此，我同样也可研究三国时期与管理方面的问题，故著《三国管理学》。 
这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书中内容取材多出于《三国演义》。 
本书写了5个部分内容：一、“综议”：综合地议论有关三国中某些主要思想，如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思想来讨论管理中的兴亡规律；二、“文德”：魏、吴、蜀都实行法治，蜀尤为重视德治，这些思想均可为企业管理所用；三、“胜人”：就是要善用人，用人才胜人，曹操唯才是举，重用司马懿是为善用人，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是善用人，孙权招贤纳贤也是善用人，为做好企业管理，企业领导人也必须这样做；四、“武略”，作战要讲谋略，刘备、诸葛亮重视“隆中对”，“隆中对”就是谋略，就是决策，以此与曹操、孙权对抗，使之天下三分，我们搞企业管理也必须做好如“隆中对”那样的工作；五、“用奇”，作战要讲奇，出奇兵，兵贵神速，以此去获取胜利，企业管理也务必这样处理。 
本书写的文字量不少。但我现在感觉此书还可写得更为精炼些，使得内容更出彩，同时利于销售。
本书被印刷了二次，有二个封面本。 
书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刘渝、刘金平同志。 
我写《向诸葛亮学管理》的书。 
《向诸葛亮学管理》，是在张学信同志的策划下撰写的。初始时，他已经完成了初稿的撰写，请我看，请我帮助修正。读后，我认为其创作思路很新颖，但在内容和结构方面还需要大提炼大加工。为此，他请我协作，一起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推辞不得，我便全身心地投入修改中去，一改、二改、三改，最初文稿中的文字已剩下不足半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经我统纂、完善，最后定稿。书的落款是张学信、杨先举。 
书稿交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的内容写了4个部分：向诸葛亮学治国思想，学他重方略、重目标、重法治、重德治的思想；向诸葛亮学治军思想，学他重决策、重预测、重智胜、重奇胜的思想；向诸葛亮学治吏思想，学他善举才、善用人、善赏罚、善激励的思想与手段；向诸葛亮学律己精神，学他“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精神，学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学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诸葛亮上述思想均可为管理所用。 
《向诸葛亮学管理》已与2011年1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孙平同志。
我写《向韩非子学管理》等两书
我写《韩非子说故事》的书。 
我认为，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大家。在先秦诸学派中，法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学派。为此我研究韩非子，写有关韩非子方面的书。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于是想写《韩非子说法》那样的书。若欲囊括韩非子说法的法的全部思想精髓有难度。于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忘年交魏万磊同志的启发下，我决定先写《韩非子说故事》。 
《韩非子》一书中讲述故事330则左右，我有目的地筛选了其中的178则作讨论。所选故事有“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守株待兔”、“三人成虎”、“老马识途”、“唇亡齿寒”、“买椟还珠”、“一鸣惊人”、“有备无患”、“防患未然”、“倚辕立信”、“郢书燕读”、“长袖善舞”、“有眼不识荆山玉”、“远水不救近火”等。 
全书采用夹叙夹议写作手法写。用韩非子的一则故事，通过四个写作序写成。四个写作序是：引韩非子故事原文，对其难字难词作诠释，今译该故事，对该故事发表议论。文字的重点是第四部分，即对故事发表议论部分。 
本书的文字量颇多，少述若干则故事，使书的文字量减少，发行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余海同志。 
据说，该书发行情况尚可。该书是2008年首发的，印5千册；到2010年10月，据说只余千册左右了。 
我写《向韩非子学管理》的书。 
撰写完《韩非子说故事》后，我认为韩非子是法家，应着重撰写他的法家思想的才是，于是我就按原计划写《韩非子说法》的书并成稿。但在为该书稿找出版社时，遇到了困难，北京多家出版社认为韩非子这个人生偏，怕出这样的书没有销路，不愿出。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又通过表妹裘云、表妹夫周连胜找到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社经过商量，建议改动书稿内容，从向韩非子学管理角度去写可以出版。该出版社经管这件事情的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方红星同志。 
就这样地，《向韩非子学管理》写出来了，该书写了6个部分内容：“哲理”，韩非子讲矛盾，讲变易，势异事异，事异备变等；“为政”，韩非子讲为政要应天时、应人心，图强，图强则国强；“货殖”，韩非子讲利，讲竞争，讲功，让货物增值等；“法本”，韩非子阐述了许多关于“法”的思想，如法的根源，法的本质，法的意义，法的特点等；“术治”，韩非子认为治国要靠法，但必须有术，治国要有术，行法也要有术，有术才有法的治，国的治；“乘势”，君是统治者，但他必须有势，有势才有君之威严，君才能去行使他的统治权；“修身”，韩非子是位道德高尚者，在他的著作中亦不乏修身方面的思想，如说为人要讲忠，为人要自持，为人要有气、信等。韩非的上述思想、观点，我们做企业管理工作也必须这样做。 
《向韩非子学管理》的责任编辑是孙平、孙晓梅同志。 
据孙平同志告知，《向韩非子学管理》一书发行后，销售情况不错，2010年1月初次发行3千册，至该年年末所余的书只剩700册左右了。 
当孙平同志知道我写有《孔子管理学》等另外几本管理书后，要求我把这几本书寄给他。在他看了这几本书后，决定对这几本书进行改造重新编写。我同孙平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同志商量后，决定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与管理丛书》，我的《向韩非子学管理》一书纳入此丛书系列之中。而我所著《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等书经过再修改后，分别易名为《向孔子学管理》、《向老子学管理》、《向孙子学管理》，也纳入此丛书之中，再增写些合适的选题，如《向周易学管理》等，以扩大丛书范围。该丛书的总主编为黄朴民、杨先举。
我写的《老子管理学》、《三国管理学》两书，现在已由魏万磊、张学信两同志分别对其改造与加工，演化成《向老子学管理》、《品三国 学管理》两书。两书均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向老子学管理》一书感谢魏万磊同志把我的名字也写上了，作者魏万磊、杨先举。该两本的责任编辑，前者是孙平，后者是孙平、赵晓冬同志，两书均已于2011年1月出版。
我写《向“四子”学管理》的书
在我写了《向韩非子学管理》一书后，我曾经多次对其他同志说，此书是我的封笔之作。但我写作秉性难移，涂鸦习惯难改。在张学信同志的劝说下，我又重新执笔，与张学信合作撰写了《向诸葛亮学管理》一书。但这还不够，此后我竟又独自地写起书来了，写《向“四子”学管理》一书。 
所谓“四子”，是指道家宗师老子李耳、儒家宗师孔子孔丘、兵家宗师孙子孙武，以及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子。我把他们四位管理思想的精华荟萃在一起，写了这本《向“四子”学管理》的书。 
关于这四位“子”，我已为他们分别地、单独地写过书：《老子管理学》、《孔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以及《向韩非子学管理》。我之所以又再次编写《向“四子”学管理》那样的书，是认为他们的思想有荟萃的必要。如把老子的哲理思想，孔子的伦理、教学思想，孙子的兵学庙算思想，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等荟萃在一起，成精中之精之作。 
写这本书还有这样的一个起因。2009年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挖掘瑰宝 建设祖国》，讨论的主题主要是挖掘老子、孔子、孙子、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为我祖国建设事业服务（此文已被《古代管理思想研究》杂志刊用）。在此基础上，2010年初，我又把它加工成另一篇内容更充实的的论文《寓金蕴玉 博鉴约取 “四子”思想与管理》,该文有望被《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刊用。如今，我又把它作精加工，改写成今日模样的《向“四子”学管理》，它较之前两文内容更充实、底蕴更深厚了。 
我这本书为每位“子”各书26则文字内容，其中首则是介绍该子的其人其书的，如老子其人其书，余25则是正文，重点阐释该子的管理思想，并对这些管理思想作议论。这样，全书共有104则文字。
自认为，我写的《向“四子”学管理》较之原来为他们各自所写的单行本质量要好。它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集萃本简洁、明了，原来四书的文字量汇总共计107万字，现在经过荟萃形成的新书文字量仅13万；二、集萃本内容更为精辟、深刻，对内容的提炼及内涵挖掘处理得更为准确；三、添加了新内容、新见解、新思想。 
《向“四子”学管理》已于2011年1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孙平、赵晓冬同志。 
《向“四子”学管理》一书，自认为是我所著的所有书中很为满意的一本，但愿该书出版后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得大正果、有大善报。
我写的论文与文章
到目前为止，我撰写并发表了大约160篇的论文与文章，其中有数十篇是生活散文、诗歌等。 
上述论文、文章，归纳之，大约可分解为关于管理原理等8个方面内容。关于这，我已在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科研涂鸦爬格子”一文中陈述，这里就不再重复。这里所要补充的是关于这些论文、文章发表后的社会反响情况。 
我的论文、文章有不少被发表在我国甲级报刊上，如《光明日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等。 
有三篇论文、文章得了奖：一篇是《企业文化辨析》，发表在《山东经济战略研究》1990年第1期上，获得山东企业文化学会授予的“鲁文杯”。又一篇是，《论孙子兵法的管理价值》，被刊载在《轴承经济》（洛阳）1991年第1期上，获该杂志颁发的1991年年度十佳得奖作品之一。再一篇是《平凡铸人生》，获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上海人大人学院的“人大精神与大学精神”获二等奖。 
有不少同篇论文、文章被多家报纸、杂志刊用，主要有： 
《浅谈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发表在1984年第6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后被《厂长参考》（大连）杂志于1985年第3、4期转载；被《经济学文摘》（北京）1985年第3期转载；被《企业参考文汇》（四川）1985年第11期转载；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复印》1985年第1期转载。 
《用案例教学法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发表在1986年第4期《穗经学刊》（广州）上，后被“管理案例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简报刊载，后被《管理案例教学研究》杂志转载，发表于1987年第1期，后又被武汉的《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杂志编辑部所编书籍《领导与管理案例教学研究选集》刊用。 
《企业文化辨析》，发表在《山东经济战略研究》1990年第1期杂志上，后被北京铁路局的《企业管理通讯》1991年第4期刊用，被《企业文化》（哈尔滨）1991年第1期刊用。 
《浅识企业文化》，发表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7年第6期杂志上。后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复印?工业企业管理》刊用；被二汽的《企业文化研究资料之一》（论文集）汇编；被工人出版社的《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论文集）收录。  (0) 
《企业管理理论模式探索》，此文系与李占祥同志合写，发表在《企业管理参考》1987年11月5日的第78期上，后又被《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8年第1期上刊用。 
《“根”与企业文化》，发表在1990年第4期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复印》转载于1990年第9期；被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编的《企业文化报》转载于1991年3月25日；被深圳《特区经济报》转载于1992年第3期。 
我写的论文、文章，分别在全国9个省、市的报章杂志上刊用。这9个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河南、广东、云南。 
但我的写作也不是一直如此顺遂的，也有碰壁的。比如，1986年，我写过一篇《要以胜败论英雄》的文章，投天津日报被退，这说明着创作路上有崎岖、险阻。
我的社会工作、社会活动情况
我这里所说的社会工作是泛指的，凡不属于我主体工作的工作我都称之为社会工作。 
我的社会工作可分为两大部分——校内与校外。校内的也可细分为系内、系外两类。 
系内的。1957年，我担任了工经系56-60年级级主任工作。1960年，我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团总支部书记。1984年担任过工业经济系的部门工会主席。1991年后担任过工业经济系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与我搭档的是吴培良同志，他任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该年6月我支部被学校评为校一级先进支部。 
系外的。两个方面：一是于1982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兼职编辑；另一是在2000年前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协会副主席。 
校外的。我参加过许多社会上的各式学术会议，主要有四个方面：关于案例教学方面的，关于古代管理思想研究方面的，关于孙子兵法方面的以及关于企业文化方面的，还有其它种种会议，同时，也担任了一定的社会职务。 
关于案例教学方面的。如参加1986年太原会议，1988年秦皇岛会议，1990年桂林会议等。我参加的案例教学方面的首次会议是于1996年11月8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此次会议宣布成立管理案例教学研究会，推举大连工学院的余凯成同志任会长，我被推举任常务理事。1990年9月2日，我还被国务院生产办公室邀请去参加他们所组织的有关案例教材编写事宜的会议。 
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方面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分别在北京、西安、济南、常州等地召开过6次会议，我均出席参加，提供论文，论文被会议组织者收录在他们编纂的论文集中出版。首次会议是在1986年9月16日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内召开的，此次会议宣布研究会成立，推举潘承烈同志任会长，选沈恒泽、虞祖尧同志为副会长，我被推举任理事。我还多次参加了常州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会议，并担任该会的名誉理事。我也数次参加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方面会议，如1987年11月，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6日，参加了孔子学会在北京召开的“传统文化与经济建设讨论会”；1995年5月18日，参加了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组织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儒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方面的。我先后四次参加了中国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首届，1989年5月在山东惠民召开，并成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选谢国良同志任会长；第二届，于1990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于1992年4月在山东临沂召开；第四届，于1998年10月在北京召开。在这前三届的研讨会上，我都担任了会议中的中方讨论组组长一职，与外国友人的组长一起，共同主持该组对“《孙子兵法》的管理应用问题”讨论。在这三届的会议上，我均提供了论文。论文被会议组织单位收录，汇编成集之后出版。此外，我还参加了1991年于山东聊城召开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1991年5月于山东惠民举办的兵圣孙武塑像落成典礼等。 
关于企业文化方面的。1988年11月，在北京；1990年5月，在鞍山；1991年7月，在吉林和龙，我分别参加了上述第一、二、三届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该会的负责人是韩天石、张大中同志，我被选举为该会常务理事。我也是北京市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关于这方面的会议，我参加过很多，列数三例：1989年4月，参加了在浙江绍兴召开的“1989年企业文化研讨会”；同年5月，参加了在山东淄博召开的“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同年10月，参加了由中机企协在北京召开的“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会”等。 
此外，我还参加了其它种种会议，列数四例：1987年7月，在云南昆明，参加了关于企业管理模式讨论会；1989年12月，参加了在河北曲周召开的“全员岗位竞争管理研讨会”；1991年10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苏省工会组织召开的“共保合同制研讨会”；同年11月，在北京，参加了由解放军报等组织的“新时期谋略著作研讨会”。 
1988年1月18日，我被河北省企业管理协会聘为顾问。 
我是中国商学史研究会管理与文化分会顾问。 
我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员。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与管理丛书的第二总主编（总主编共两位，第一总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院长黄朴民）。
我的涉外活动情况
这里所说的涉外是指因工作与国外朋友或与中国台湾、香港朋友所发生的往来活动。 
1984年后，我著有数本关于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方面的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老子与企业管理》、《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等，由此被国际友人或中国台湾、香港朋友注意到了，于是促成了我与他们之间的文化交往。
关于《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该书1984年出版后，有澳大利亚朋友关毕德与福格林来我家找我，并表明愿意翻译出版该书。此外，还有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与我发生联系，说要英译该书。 
该书出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并多次召开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我参加了其中的几次会议。期间与外国朋友、中国台港朋友有很多接触。如1996年9月19日，意大利朋友石施道（中国名，真实的名叫高里夫斯基）来学校与我交谈有关《孙子兵法》方面的内容。该人是我在1990年，在山东临沂中国孙子兵法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当时，我们两人被分在一个讨论组中，我任中方组长，他为外方组长。 
该书还被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改成《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 
1990年11月3日，我会见了台湾考察团的黄国隆先生等二人。1992年4月18日，我会见了台湾淡江大学黄烈修、施治两先生，共同讨论“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方面问题，讨论在台湾举办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相关事宜。 
1991年9月，我参加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该年11月，华盛顿大学John Allee与我交谈有关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1991年5月31日收到希腊朋友Smokoritis的信，信中提及说他要与我合作研究兵法中的问题。 
关于《老子与企业管理》。该书发行不久，一位韩国朋友吴锺锡先生约我去燕山饭店交谈有关老子思想问题。 
该书被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买断，书名改成《老子管理学》。 
1994年4月，我还利用老子的思想写了一篇文章《老子柔论与管理谋略》，送交台湾成功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学术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我的这篇论文。会后，该论文被会议组织单位收录在《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论文集中。 
该论文还获得香港城市大学游汉明先生赏识，他要求我把它改写，用软盘储存并寄给他。1996年6月19日，我照办奉寄。 
因为我著有与《孙子兵法》有关的书、与《道德经》有关的书，有不少台湾朋友与我结识，如有宋恺、唐亦男、林国雄、陈正男等先生。 
关于《孔子管理学》。2010年7月，被日本一出版商买走了其在日本的出版权，出日文版本。 
关于《老子管理学》。其出版权也被上述这家日本出版商买走，出日文版。 
上述成绩的发生，都是因我研究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得来的。由此引发我一个感想，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有雄厚底蕴的，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 
此外，1986年7月21日，我参加了由国家体改委、经委、国务院智力引进中心召开的中国专家与德国格里希专家坐谈会。1990年4月18日，我校哲学系一些同志与我一起接待了美籍华人张绪通先生，听他讲“道”的问题。1995年6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太平洋地区科学大会。会中我所提供的论文被摘要刊用。1996年9月28日，我还参加了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等组织举办的1996年商业道德国际研讨会。 
因为我的一些著述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我还参加了某些社会活动。社会上有些新闻单位赠送报纸、杂志给我。在我学术鼎盛时期，我曾接受过以下报纸、杂志的赠阅：《光明日报》、《环球企业信息》、《方法》、《孙子学刊》、《轴承经济》、《省城经济》、《河北企业家》、《经济评论》、《北京政工通讯》、《企业文化》、《中外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通讯》、《一团火报》等。
我的职称问题
职称说明着该人的学术水平情况，我在乎职称，也力争被学校评为教授。 
我是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的，至1991年已有8载春秋。自认为这些年我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颇佳，能够按规定完成应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科研成果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能够按规定创作出应完成的科研成果，且绰绰有余。于是，从1991年起，我为获取教授职称而不懈地向学校申报着。 
1991年申报失败。 
1992年再努力。我填就了教授职称的申报表，又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记述了我近些年的全部讲课情况、我的科研情况，并列出了我的主要著述情况。我还把我的主要著述《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分送给有关职称评委，也主动地向主管这件事情的有关领导申述了我的愿望。 
就职称评选一事，我自认为我的有利条件有三：1.我是在我国将兵法思想运用于经营管理的开拓者之一；2.我是将老子哲学智慧联系于管理的先行者之一；3.我是切实运用美国的案例教学法于我国高等教学的最早实践者。 
但在最终竞争中，我还是失败了。于是，在1992年6月24日，我写下了如下日记。日记的题目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日记这么记载着我当时的心情：“学校关于职称评定工作结束了，我落选。非本事因素，我失败了。与我妻子一起，自5月26日起至今日止的日日夜夜，我伐谋，伐交，步步行动，对乎？错乎？我写了那么多的情况报告，是耶？非耶？思前想后，觉得没错，竞争嘛就应该这样做。我虽是失败了，但我实践了《孙子兵法》思想，感受到了孙子思想的伟大，从这个意义讲，我的竞争有收获。下步怎么办？1、冷静下来；2、继续干我的事，讲好课，写好书；3、很好地完成教研室给我的任务。” 
此外，我还写了两首小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态。 
一首这么说： 
逐鹿职称争鼎冲，请得孙子作股肱。天公不与项郎便，楚王未必不英雄。 
又一首这么说： 
今年得伤痕，明朝再提呈。顺乎自然去，任它春秋风。 
1993年春，为职称我做再冲刺，但没有像1992年时那样劳心费力，只是“顺乎自然去，任它春秋风”，终获成功。
入典
打开电脑，上网，联网，在“谷歌”或“百度”上搜索杨先举、杨先燏、余易、老木等这些词条，均可搜索到诸多与我有关的信息描述。 
现在讲讲杨先举被录在《全球华人专家名人远程交流协作网》系列丛书，世界华人英才录（1）上的内容，该英才录（1）已由德国英格哈特出版社成书出版。 
“杨先举，男，1930年9月生，浙江鄞县人。原名杨先燏，教授。于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有：工业企业管理、工业经济、企业文化、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管理案例学等。他是我国首批把祖国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嫁接到企业管理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是我国首位把博大精深的《老子》哲学思想嫁接到企业管理领域的人；是我国首批开展企业管理案例教学先行者之一。他著述主要有：《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三人著，是通纂者），有香港、台湾、英文等文本，香港本书名同于大陆本名，台湾本易名为《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英文本名为《“Sun Wu’s Art of War”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Management》；《老子与企业管理》，另有台湾本，易名《老子管理学》；《兵法经营十谋》；《经营战胜策》；《现代企业管理学》（二人著）；《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三人著，主编）；《企业文化新绿》；《工商企业管理案例》（合著，主编）等。”此是《全球华人专家名人远程交流协作网》的入网稿，是该交流协作网在1999年草拟的，拟就的稿寄给我，请我审读。我对其文字的个别处做了订正，加了“原名杨先燏”等字样，改正了若干错误的标点符号，去掉了个别的多余的字。于1999年10月20号寄回。这份材料，是我见到的记有我情况的同类人名辞书中关于我的情况记录得最全面、最恰当的一个。 
我的情况还被重庆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收入典中，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收入典中。 
因为我是浙江人，因此我的情况还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录入典中，该辞典1998年出版，主编者为单锦珩同志。
我退休学电脑
我是1993年9月退休的，时年63岁。 
从我毕业工作至退休，我总计工作了38年。 
退休后我又继续工作了3年，至1996年9月，我才真正开始过退休生活。1993—96年间，我分别前往英国、瑞典各一次，为期4个月。 
退休后至今我有13件事可说，分别是讲课、著书、写文章、学会使用电脑、当教学督导员、一次难忘的郑州行、到访台湾、去英国次女家、去了瑞典长女家、回了一趟宁波老家、庆贺八十寿辰、健身以及乔迁新家。 
我退休了，但我依然从事许多退而未休的事，主要有四，就是上面提及的讲课、著书、写文章、当教学督导员。关于这些内容，我将在下面列题逐一详述。 
让我先说说我学电脑的事。 
电脑是人脑的扩大与延伸，是人脑的助手，是人脑活动的工具。人脑记忆力有限，它能协助人记忆；人脑所掌握的知识有限，它可帮助人去获取知识；电脑帮助你做事；帮助你写作；帮助你与他人交往；帮助你与远在他国、他乡的人迎面通话；帮助你看电影、看相片、听音乐；帮助你休闲等等，电脑的魔力无穷。而且，在科技高速发达的当今社会，电脑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因此，我必须掌握电脑这种技术。 
1993年12月19日，我的次女杨帆从英国回来，给我们买来了一台486的笔记本电脑，使我对电脑有了初次接触。但当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后来，我的大女婿从瑞典给我带来一台台式电脑，我仍不入门。我的大外孙女魏紫薇在她六七岁时，电脑就已经玩得十分出色了，而我比她大五六十岁，却不如她。由此我暗下决心要学。我真正学会电脑是在1997年。那时，我与妻子去英国照看我的外孙艾顿。我的次女就教我使用电脑，我的幼女又从国内寄来《中文字处理软件Word》等书。我跟着次女杨帆的教授而学习，又有国内那本关于电脑的书作帮助，经过努力，我终于学会了使用电脑。现在，我用电脑写文章一点问题也没有。自1997年后，我所著的书籍或文章，都是用电脑敲打出来的。初步统计，上述电子稿所发表的文字已达二百来万字之多。2009年，我又去北京老年电视大学当了3个月的老大学生，进行电脑中级班学习，掌握如收发电子邮件、与人网上交谈等技巧，但因为没有正规的教材帮助，效果不甚理想。 
下面，我再说说我的台湾之行的事。此去台湾，是为了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的会议。关于这，我在写我本书第七章第七节“我写《老子与企业管理》的书”一文中已经说及。这里补充三点：一、时为1994年4月，我已退休，原工作单位已不再承担我往返于台湾的路费，我是在我的一位山西学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前往的，这位同志叫邵秋枫，是他及他所在工作单位赞助了我3000元钱（邵秋枫同志是他所在单位的一位负责人），使我有幸去了祖国宝岛，对此我十分感谢。二、前往台湾时，途经深圳，在那里工作的我的一位老乡周镇同志盛情地接待了我，使我中转得很愉快。三、在台湾时，台湾成功大学的陈正男先生殷诚地接待我们，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我们，让人感动。
我依然有讲课任务
退休后，我依然有讲课任务。 
在退休后一两年内，我仍有一些课是系里给安排的。但更多的，却不是这样的了，显现出如下特点与情况：一、多为他人邀请我去讲课的，或我毛遂自荐去讲课的；二、讲课内容多是我较有研究的，如或企业文化，或“三子”思想与管理等；三、有些课使用了幻灯片作讲课工具；四、有的是属于远程教学的课。 
系里给我安排的任务，如1994-1995学年第一学期，我为全校研究生开出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选修课；又如1996-1997学年第一学期为1993和1994级学生讲《企业文化》。 
1996年8月还有这样一次教学任务，是我教研室为我安排的，为郑州干部硕士研究生学位班讲现代企业管理学的课。 
在此以后，我所讲的课程基本都是社会上某单位邀我去讲的了。列数几例：1996年11月，交通银行请我讲《企业文化》的课；1998年6月，去烟台，为中国煤炭经济学院讲《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课；1999年7月，去深圳檀香山大学杜拉克顾问公司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老子与企业管理》的课等。 
有时我也会凭自己兴趣毛遂自荐地去讲课，列数两例：2002年，在我任学校教学督导员工作期间，在听商学院研究生课程时，我向任课教师建议，愿登台献丑，于是我义务地为该班研究生、MBA生讲了“‘三子’（老子、孔子、孙子）管理学”的课；2004-2005学年上学期，我为商学院本科01级学生讲“孔子管理学”的课。 
从2004年起，我用幻灯片作工具讲课。例举两则：2004年9月18日，我应邀去首都企业家俱乐部讲“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的课，就用Power Point讲，请当时还是学生的吴一丁同学任我的助手；2007年6月13日，去北京工业大学西部分校区讲有关孔子思想的课，也是用Power Point作工具讲。 
还有这样一次讲课，时间是在2007年12月13日、25日，为国家人事部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讲课，课程内容是“孔子思想与为政修身”，属远程教学。 
我是一名教员。虽然我已经退休，但我把讲课看作是自己为社会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假如学校、社会尚需要我再讲课，那我将乐而不拒。 
退休后，我还为我社会上他单位带过硕士研究生多人，参加过多位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活动。最近，2010年11月，我就评阅了李占祥同志的一位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
我继续写专著
退休后，我依然写作专著。 
写作是我退休后的一个主要生活内容，也是一种乐趣。离开写作，我的生活将了无生趣。 
退休后，即从1993年后，我共出版了10本专著，写作了大量文章。 
已出版的10本书是：《老子与企业管理》（1994年）、《企业文化新绿》（1996年）、《孔子管理学》（2002年）、《老子管理学》（2005年）、《孙子管理学》（2005年）、《三国管理学》（2005年）、《韩非子说故事》（2008年）、《向韩非子学管理》（2010年）、《向诸葛亮学管理》（2011年）与《向“四子”学管理》（2011年）。其文字量约有300来万字。 
关于出版上述的书，如孕妇十月怀胎皆有故事可陈。关于这些，我在本书第七章“科研涂鸦格子情结”中的诸多章节已多有提及，不再复述。 
创作的过程充满着酸甜苦辣各种滋味。让我综合地讲讲我在出版上述10本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情况。 
先说甜。写书是甜的。在书籍的创作过程中，能够悟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是甜，能够得到一个别出心裁的见解是甜，能够写出优美流畅的文字是甜。出书后，闻到了书中的浓浓油墨香是甜，见到书被众读者喜爱、推崇亦是甜。 
再说酸苦辣。这主要表现在书稿写出来后，寻找出版社的问题上。这其中，既有不错的著作无人赏识的辛酸，又有辛劳无人体会的苦楚，更有屡屡受挫的干辣。 
现在也有自己付钱出书的。但我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是凭质量去获得出版社的认可。至今，我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通过用钱去赎买而出书的。 
但在获得出版社的认可时，我也确实经历了“酸苦辣”。举例为证，我1984年出版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虽然出版后轰动一时，但是在为该书寻找出版单位中，我却曾遭受到了一个出版社的奚落。 
现在说我退休后为我新著的几本书寻找出版社的情况。以《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这两本书的出版情况为例，当时，我寻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罗海林同志已把《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两书的书稿审读了，还签订了出书合同（我作为出版者、作者甲方在合同上已签了名，出版社作为出版者乙方因盖章问题暂时还没有签），两书的责编已经完成，合同也基本签订了。但就在此刻，我却遭到一位部门负责人的否定。尔后，我只好去找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周蔚华同志，经他认同后，这两本书以及《三国管理学》才得以通过最终审读，出版面世。 
关于“酸苦辣”，我还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1987年，我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在社会上热卖后，经我教研室、北京市企协推荐，以及国家企协负责人的肯定，此书参与中国企协优秀著作的评选，但结果却没有成功。 
另，我的《孔子管理学》一书，约在2004年时，自我推荐参加孙冶方奖的评比活动，结果也落选。 
在这里，我有一个感想。在我出书中所遭遇到的“酸苦辣”，有的是某些编辑没有独到眼光造成的，比如我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某出版社拒绝后，广西人民出版社却出版了，社会好评如潮。 
评优也如此。我那本《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1987年没有被评上优，但社会读者却认可此书成绩，此书终获全国政治通俗读物二等奖，还被大陆以外多家出版社出版。那《孔子管理学》虽然没有被评为优秀，但却被翻译出了日文本。
我握笔涂文章
我著书也涂文章。我所涂文章主要有两大类型，学术性文章与非学术性文章。学术性文章又可分两个方面——论文与一般文章。非学术性文章如散文，此外还写了若干诗歌。 
以1993年秋，即从我的退休日为界，我退休后，发表的论文、文章约60余篇。 
论文。主要有《善事父母 弘扬孝道》，刊登在1999年10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孙子兵法”乃经营者之师》，刊登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上；《孙子兵法的管理价值》，刊登在《滨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学习“八荣八耻” 实践“八荣八耻”》，刊登在《古代管理思想研究》2006年第3期上。 
文章。主要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吴京妹教学经验谈》，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8年9月8日的总第1279期上，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办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季刊》采用，刊登在该刊的2008年第2期上。《平凡铸人生》，此文是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征文而写的，获二等奖，被刊登在《人大精神与大学精神》一书中，后又被《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09年11月30日第1237期上刊载。 
散文，是我退休后经常写作的一种文章形式。《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其中之一，被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老干部处办的《夕阳红之声》2007年第1期上，还有《悠悠妻子情》等。下面我选录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片段文字： 
去年我写过“过年记乐”一篇小文，一开头写了两副春联，其中一副道：“大风起兮威震华夏；彩云飘哉福临舍家”。这副春联上联上说的“大风起兮威震华夏”那句话，今年出现新变化。我华夏国力又有进步，2006年的GPT增长率为10.7%，总量达20940.7亿元人民币。 
本小文重点说说上副春联中的下联“彩云飘哉福临舍家”这句话：讲讲舍家之变。 
去年我家增了房，时雨园的房。今年添了丁，我家老疙瘩三女儿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 
今年我家春节年味更浓重。我家挂上了大红灯笼，北斗七星，挂了七盏大红灯笼，示意七个祝福：一盏灯祝世界和平；二盏灯祝祖国康宁发展；三盏灯祝苍穹风调雨顺；四盏灯祝大地花红草绿；五盏灯祝家庭福寿双至；六盏灯祝我老两口百年同聚；七盏灯祝女儿们家家幸福。贴上了春联门福，门上的福字，我顺着贴，让它正的到我家，而不是让它倒着到我家。春联上写着“花开富贵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是“四季平安”。我对春联上的文字不满意，对仗不工整，“花开富贵”，“万事如意”对仗就不好，试改一下，改成“幸福富贵年年好”，“吉祥如意步步高”。 
亲友互问更亲情。按往例，过年总是要给我两口的长辈、平辈及好朋友们拜年的，今年也不例外。我的下辈、下下辈与朋友们也打来电话问安。我还用发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友人们问安。也有要好的朋友来看望我们。在国外的两位女儿来电话更不待说，有的还用影视电话与我们通话通影。我们老两口还给我们的小外孙送压岁钱，还附上一副祝福联说：“壮壮狗年生狗年长狗吠旺旺幸福”（壮壮，我外孙的小名），“梓淇猪年衣猪年食猪哼亨亨欢乐”（梓淇，我外孙的大名）。 
老人过年添新意。我已高龄，过春节的心情本来就淡，看看春晚，看看电视，看看报与书，在电脑上瞎涂些什么，玩些什么，听听轻音乐等。今年有变化，到院子里看人家放烟花，放爆竹。今年的烟花、爆竹要比去年放得欢。那年三十晚，特别是在旧年、新年交替之时，那烟花飞舞，爆竹声阵阵，好象要把整个北京城欢翻了似的。第二天，即猪年初一，我起个早，去寻找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去拣那些没有被燃放了的个别残存鞭炮，竟然拣了半个小盒子。在以后几天里，我就一个人下得楼去到院子里去放这些鞭炮，享受着我童年时玩过的乐处。
一次难忘的郑州行
2010年9月3日，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黄江明同志为首，还有原工业经济系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若干老师等11人，应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工业经济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班的1995级郑州学生之请而去郑州游玩。 
郑州二七塔 
郑州行。郑州主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来去及在郑州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主人承担。接待规格很高，住五星级宾馆，宿高级客房，天天有宴请，离别时还有重礼相送。这是我退休以来首次作这样的外出，也是我平生享受到的一次规格颇高的接待。在与郑州同志的欢聚会上，及与他们的日常接触中，我多次抢先发言，唯恐失却发言机会，以表达自己对主人们发自肺腑的感谢之情。 
回京后，我又主动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信，后来是以这次去郑州全体同志的名义寄发的。现在我把这封信的主体部分抄录在这里： 
见时不易别时难。你们不请我们我们见不了面。别时依依，分亦难。 
谢谢你们殷诚请，盛情请，高规格的请。 
我们这次来郑州，时间仅两天，但收获巨大。 
收获有五： 
一、我们团聚了。我们分手已有十多个年头了，今见，分外亲切。同志们变了，变得更成熟了。由原多半是一般干部变成今日的栋梁之才，支撑着、推动着河南、郑州的进步与发展，对此我们由衷高兴。敬祝同志们进步更进步。 
二、我们在参观新郑州时得到教育。感谢你们让我们参观郑东新区。今日郑州较之往昔郑州大变样：大了，今日郑州是一个老区加一个新区一加一的加总；变了，老区有变化，新区更不用说。那新区的标志性建筑，那会展中心，那艺术中心，那“玉笛”、“排箫”、“陶埙”，其雄伟令人难忘。河南现有“五大”等之说。就全国言，我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文化大省、交通大省、农业深加工大省等。愿我河南演化出更多的“大”来，为我祖国做出更多贡献。 
三、我们在开封看演出受教育。演出的剧名叫“大宋东京梦华”，那是一个集陆面、水面相一统为舞台所演出的露天剧，是根据宋词与《清明上河图》而创作的。投资1.35亿元，演员七百多，场面宏大，讲的是宋王朝的兴败故事。用李煜《虞美人》的词、苏轼《水调歌头》的词、岳飞《满江红》的词等宋词串起来，有震撼力度，受宋文化的教育。 
四、我们在新乡看农村受教育。在新乡看了两个农村：古固寨镇新农村与七里营刘庄新农村。那古固寨镇农村新居，每居270多平方米，户型基本统一，令人耳目一新。那刘庄的成就我们早有风闻，今见，果然名不虚传，是可敬的史来贺同志创立起来的。农村景象新，生活新，每户420平方米，村富裕，家家富裕。 
五、我们看省的现代农业研究开发基地受教育。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农是国家第一产业。农稳则国稳，农强则国强。我们河南省的农业是走在我国发展前列的。全国粮食产量我河南十居其一。我河南的农业科研工作做得很好，在小麦等农作物研究上，其成就居全国前列，甚至超世界。
你们客气地称我们为老师。是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你们讲过课，但是师生的概念是相对的。你们也是我们的老师。这次我们来郑州，你们好多方面给我们教育，如你们的敬业精神，你们的业绩成就，你们的知识结构，你们的谈吐等。教学相长，我们尊敬、感谢你们。 
花有怒放的时候，宴有盛举的时候，但花会败，宴会散。我们的见面会虽然结束了，又分别了。但是人可离别，我们的感情没有离别，我们的感情却长相守，永远的长相守。 
说明：1.我为该学位班的同学授过课，时间是在1996年8月3日至5日，讲“现代企业管理学”的课。 
2.河南的“五大”是：就我国言是“人口大省”。我中国人口13亿多，河南约有近亿人；“农业大省”，全国粮食产量约10.05万亿斤，河南产量是1078亿斤；“文化大省”，全国有八大古都之说，河南占四：安阳、洛阳、开封、郑州；“交通大省”，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四通八达，铁路纵有京广、京九等线，横有陇海、南京到西安等线。公路实现了村村通，在河南境内有公路4800多公里，航空运输也十分发达；“农业深加工大省”，指粮食深加工，其他农产品深加工。
我当学校教学督导员
1997年9月7日，经雷晟生同志推荐，工业经济系批准，我被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督导室以校长的名义聘为学校教学督导员。从此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9年（其中有一年半时间，我去了国外探亲）。至2008年暑期结束，在我78岁的时候，教学督导室仍然挽留我继续工作，但因年岁确实太大我婉言离去。 
当教学督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听老师讲课（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MBA生的课），以观察、检查老师的教学态度，讲课水平、质量；观察、检查学生的听课情况，是否专注、认真；观察、检查教学设备、教学环境等的保障状况。 
学校是特殊的“工厂”。工厂是以生产产品为工作目标，学校是以培养优秀学生为目标。学校的教务部门、研究生教学部门是学校的生产单位，培养学生；教学督导室是学校的质量监督部门，监督着教务部门、研究生教学部门所培养的学生是否合格。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兢兢业业地做好我的工作。 
教学督导室有规定，教学督导员一周至少要听四个学时的课，有问题要及时报告、及时处理。学期末要向督导室作总汇报，写督导报告。我一直按照这个规定行事，从不逾矩。 
我在这近9年的督导岗位上，听了数百节课，写了数十篇督导报告，自认为对待工作是勤恳敬业的。为学校督导员的定性问题，我还给我校的纪宝成校长写过信。我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校要重教 师要敬业》，被刊登在2006年3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上，它说明着我对教学工作的看法。 
我当教学督导员对教学工作还得到如下认识：教学大事，万事不竭；高教兴国，千秋基业，为此必须全力抓好教学，抓好高教工作。学校全部工作的基点是学生，有“以人文本”之说，在高校就要以“以生为本”来抓好工作。学校中的师与生是一对对立而统一存在的两部分人，生为本，师为导，教学中老师起主导作用。教学中老师素质高，教学责任心强，教出来的学生素质、水平必然高，反之就低。学生学习态度端正，肯刻苦，其学习所得必然好，反之就差。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校不在大，有名师就行。培养学生，老师必须努力。韩愈说是“传道”、“授业”、“解惑”，恕我续貂，胡诌，最根本的是“启智”，给人鱼不如授以渔，给人馒头不如给人锄头。学校中还有另一部分人，那就是管理人员，也很重要。没有这部分人对生对师的领导、组织及管理，那学校就将成为子虚乌有的东西。 
我认真履行督导职责。我听课总是提前约20分钟进入课堂，做好听课前的准备，并与学生交谈，了解相关情况。上课时，我认真听讲、仔细做笔记。 
一般地说，督导员去听老师讲课，被听的老师是会感到有压力的，甚至不甚欢迎。但也有持相反状的，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位老师顶撞我那样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姓L的老师在讲课中，用案例进行教学，课上得很不错。这时我以极为轻微的声音问我身旁同学，问他，那位在堂上发言的同学是否是事先有准备。这时，这位L老师便十分不礼貌地叫我站起来，说我影响了课堂秩序。 
我在听课中，发现有的老师上课迟到，有的老师则是只顾埋头讲课，不管堂上学生情况，也有老师讲课时离开讲课主题不着边际地侃大山，还有老师在监考过程中极为不负责任，不干预学生作弊行为等。所有这些，我都及时地向有关单位作了汇报。 
在听课中，也碰到了很多课讲得很好的老师，内容丰富，说理深刻，声音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听这样的课如沐春风，很受益。我在写《三国管理学》一书时，写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观点时，所用的历史材料就是我听孙家洲老师讲课时所得来的，孙老师的课就讲得极好。 
我对讲课效果好的老师的讲课经验作总结，有四位，并成文。其中三位我所总结撰写有关他们教学经验的文章被刊用在《师风教艺录》一书中；其中一篇教学经验的文被刊用在校教务处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季刊》上。被《师风教艺录》选用的三位老师是杨杜、徐经长、刘刚。为这三位所撰写文章的所用标题依次为《点燃学生智慧之光》、《使学生在充实而厚重的教学互动中成长》、《让学生着迷的“活水”教学》。那位被刊用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季刊》上的是吴京妹老师，我所写文章选用的标题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校报》转载刊用。 
我在督导室工作9年中，前八年督导室负责人是李高韵同志，因退休离去后，接任的是王学军同志。我与两位负责人相处融洽，与同事相处愉快。
对如何讲好课的若干感受
在我当学校教学督导员期间，2007年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对学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的评比活动，评比青年教师讲课水平与基本本领。 
我原是教员，对如何讲好课有体会。现任教学督导员，听过无数位老师的课，对如何讲好课有感受。这次参加了教学基本功的评比活动，我对如何进行教学又增添了新认识。于是，在这次评比活动结束时，我对如何讲好课这一问题，向评比活动组织者递交了一份材料，综合地阐述了我对于如何讲好课的若干见解，其主要观点如下： 
1.讲课的内容要充实，切忌言辞空洞，既要有理论性，也要有实践性，就是说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讲课要有条理，课前要好好准备。 
2.注意启发性。可以用问答的办法来启发学生思考，也可适当地组织学生讨论。要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 
3.讲课要有重点，切忌面面俱到。 
4.恰当地使用现代化教学工具，如电脑、PPT幻灯片、激光笔等。用电脑、幻灯片讲课时，切忌教材搬家，切忌把教材上内容较多的投入到电脑屏幕中。幻灯片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要力求简明、清晰。PPT力求做得美观、精致、得体、规范。用激光笔引导学生注意屏幕上内容，引导其思维，把握其注意力。 
5.要有适当的板书。板书写些什么，如何写，要精心设计，字迹要工整，不要凌乱无序。 
6.注意讲课时的表情，要有激情，不要木讷。讲普通话，措辞要准确，避免冗余的解释。注意讲课节奏，把握抑扬顿挫，时刻调整语速，用手势辅助讲课。 
7.站立讲课时，身体要端正，面向听者。尽量避免坐着授课，因为它激不起授课者的激情。也不要走着讲，这样会分散听课者注意力。当然必要的走动另当别论。站着讲，便于观察听课者的动态。
8.着装要整齐，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给人留有好的第一印象。 
上面主要说的是关于讲课技巧问题。我认为，对教员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教学态度问题，充分地认识你的传道、授业、解惑职责，全心全意进行教学，认真负责进行教学。捧着一颗爱心来，育着千钟杏果回。当“春蚕”、“园丁”、“人梯”，当熊熊燃烧的“红烛”，当缕缕温暖的“阳光”。有这样的认识，什么问题都容易解决，包括讲课的技巧问题。梁启超有句名言：“学者应该死在讲台上。”是那样的话，何愁讲不好课？ 
应该承认，现在有的老师在讲课中有“混课时”的、“走过场”的，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与妻子去了英国次女家
我家次女杨帆在英国伦敦。1995年后，我与我妻子先后去过4次。 
第一次，时在1995年7月16日。北京到伦敦距离8300公里，我们两人当时的机票票价为790镑，飞行10小时40分。我们抵达伦敦后，帆与其男友Dan McGiff（丹?麦盖夫）盛情接待。我们先住伦敦，后移至斯温敦，最后返回伦敦居住。在伦敦期间，他们陪我们游览了伦敦的许多名胜古迹，如大本钟、国会大厦、伦敦桥、博物馆、马克思墓等处。 
我来伦敦前，次女以我名义为我起草了一封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约翰教授，希望他邀请我去到他的学校访问，并蒙同意。但是考虑到我的英文水平不好，最后我没有这样做。 
在伦敦期间，我们住在丹的一位朋友家，地址是罗斯白雷花园路，是一套很舒适的住房。该房房主是一位中国通，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对我们也很友好。她的房间里摆设有精致的中国物品。为答谢，后来我赠送给她一本《老子与企业管理》的书。在这栋房子里，我写作完成了部分《企业文化新绿》书稿的内容。 
在斯温敦，我们与他人合住在一套房子里。我们所居的房屋面积很小，但却非常实用。是年9月9日，农历乙亥中秋，月光如水，我与妻子平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身朝东向，默默地念着李白的《静夜诗》，低头思念着我亲爱的祖国。 
再次返回伦敦后，我与妻子帮助女儿装修、整理她家买的一套二手房。那栋房子面积很大，双层，一厅，四室，两卫，有花园。因为该屋许久没有人居住，墙面已斑驳不堪，我们与女儿一同清理、打扫。花园也很大，长约40米，宽约20米，杂草丛生，丹艰难地清理着花园中的杂草。 
我们第二次去英国，是在1997年2月9日，主要是为照看我们的外孙Aidan Yang McGiff（艾顿?杨?麦盖夫）而去的。1998年1月15日回国。 
第三次去英国，是在2000年5月14日，是为了照看我们的外孙女Niah Yang McGiff（娜雅?杨?麦盖夫）而去的。2001年5月12日回国。 
说说我们这两位外孙、外孙女的名字。Aidan（艾顿）、Niah（娜雅）是他们的英国名，Yang是他们母亲的姓氏，McGiff是他们父亲的姓氏。他们的母亲在我家杨氏家系中属“有”字辈，“有”字辈后是“光”字辈，因此他们的母亲为艾顿又起名“杨光雨”，为娜雅又起名“杨光露”。 
第四次去英国，时在2003年8月2日至11月21日，是女儿邀请我们去英国游玩的。
我与妻子为次女看管儿女
1997年、2000年我们两次去英国，都是为照看我女儿的两个孩子而去的。
这时，杨帆家的居住条件较之1995年时已截然不同。家庭已经全部装修完毕，变得更为温馨了，房间里挂着中国书画，其中有一副对联这样写着：“处于深渊游鱼乃乐 树之好柳鸣禽其来”，又一副对联这样写：“树色随秋醉 钟声伴雨迟”。那花园装扮得更是赏心悦目。有水，有桥，有鱼，有亭，有小径，有花（海棠、倒挂金钟等），有观音石雕佛像。据女儿说，现在她家已购置了好几套房子，其中一套临海，风景分外美丽。 
我们1997年那次到伦敦，那时艾顿刚出生3个月。我们2000年那次来伦敦，那时娜雅刚出生6个月。我们两次是为了照看他们而来，我们对这两个孩子悉心照料，喂饭喂水等。我的任务是哄孩子睡觉，用推车推着他们到附近的公园去玩。 
在我推着摇篮哄孩子睡觉时，我就会哼着自编的摇篮曲。 
一首这么唱： 
云儿云儿请慢慢地飘 宝宝在睡觉 
花儿花儿请轻轻地摇 宝宝在睡觉 
狗儿狗儿请不要闹 宝宝要睡觉 
猫儿猫儿请不要跳 宝宝要睡觉 
小兔已入窝 小鸟已进巢 
宝宝，宝宝，请你快睡着 
又一首这么唱： 
小车如小船儿 轻荡在湖面上 睡车如树叶儿 轻飘在树梢上 
阿公阿公请你慢荡双浆 好让我孙孙悠悠晃晃 
天上的云彩请你慢慢飞去 好让我采摘一片送我爹娘 
我用推车推孩子去附近公园，那公园叫亚历山大公园，一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每次一两个小时。 
我还坚持每日为艾顿记成长日记，记下了他何时有什么动作表情、何时能自食等。 
因为抱艾顿需要体力，我疝气复发了。幼女从国内为我寄来了紧身裤、所需药物等。 
我们看管艾顿、娜雅的时间都不长。艾顿1岁，娜雅9月余时，他们的父母就早早地把他们寄送给幼儿园了。我们到这两个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看过，其设施较之我看到过的国内幼儿园要差。 
在1997年去伦敦那次，我在杨帆的指导下，辅助有杨航给我寄来电脑知识相关书籍，学会了用电脑写书、文章。下面录下的就是当年我用电脑写成的“别AIDAN”的文字： 
亲爱的AIDAN孙孙 
相聚一年今日相分 
一年后你的记忆中可能已无我们印痕 
一年中你的形象却牢牢地在我们心里扎根 
你不会忘却你的名字叫AIDAN 
你却还要记得你还是半个龙的子孙 
在中国北京有一位姓杨的外公 
还有一位外婆姓董 
你现在能听懂我们讲的汉语 
一年后也许你只会叽里呱啦说英文 
愿你沐浴父母雨露花开正红 
愿你受自然精气化育如出土小松 
告别光雨270号主人 
你父母对我们的情和爱深深留在我们心中
在英国山之游
在1995年、2000年两次去英国时，我的次女、二女婿都陪着我们游览了英国许多地方。回忆一例，山之游与海之游。 
本题说山之游，下题说海之游。 
时为1995年5月，旅游地点丹汶，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距离伦敦300余公里。一家五口（我、妻子、女儿、女婿，艾顿），驱车去，住在叫威尔色姆的小山村里。这个出游是“度假式旅游”，即包含度假、强身、观景、休闲、舒心、养神，以强身为主的旅游；是“自助别墅式旅游”，即旅店主人为旅游者提供别墅式的客房，提供旅游者生活所需要的全部食宿设施用品，旅游者只需携带自用衣装、膳食用品即可，期间生活完全由旅游者自理。 
威尔色姆是座小山村，只有四户人家，坐落在山冲中，宛若一颗珍珠被嵌镶在绿盘里。它四周一片葱翠，绿山、绿水、绿树、绿草。四户人家，各有一幢房子，均不相联。每户人口极少。威尔色姆很静，能闻到风的吹拂声，水的流淌声，花的张开声，草的低吟声。进入旅舍，穿过花径，越过栏门，推开门，“吱呀”一声，静被撕碎了。威尔色姆也很朦胧，英国多雨，这地是海边，阴雨更多。我们来这里旅游七天，有六天都是伴随着淅沥的雨水度过的。阴雨天就显得朦胧，朦胧的山，朦胧的水，朦胧的树，朦胧的草。 
说说这里的绿。威尔色姆满山遍野是绿，冬夏长青是绿。有浅浅的绿，那是草地；有深深的绿，那是深山；有厚厚的绿，那是密林；有薄薄的绿，那是矮树林。天有五色天，地有七彩路，这五色、七彩最具生命力的是绿。它是生命的象征。宇宙有了绿，宇宙就不老；天地有了绿，天地才不荒。我钟爱绿，我写过《企业文化新绿》那样的书。我已老，每每我阅读时间过长时，眼睛就会觉得疲劳。此刻远眺窗外的绿，视力就能很快地被调整过来，看其他颜色不行。
进村第二日，我们去了一个叫峭石口的地方玩，那是个小山镇。这里的山较之威尔色姆的更高，树亦更密，溪水流得更湍急了。溪面很宽，成河状，架有小桥，桥颤悠悠的。过桥往左行有一条小路，一面贴山，一边临溪。路是湿漉漉的，很滑。山上的树很高大，头要仰得很高才能见到树梢。溪水清澈，水中的沉石水草都清晰可见。水撞击山石发出轰鸣声。倘若胆子大些，不怕湿足，不怕摔跤，也可踩着溪里的石头过河，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往下走，就可到另一个著名景点叫“河流会合处”，即“水合口”。有两条河流的水在此会合。一条是从峭石口流下来的，另一条我说不清其源头是哪里。山、石、云、树、水构成了这里景色的五要素。山更高、更险，重峦叠翠；石更奇特，怪石嶙峋；云亦飘渺，缭绕于高山上；树更苍翠，它们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拼命地向上攀长，大有一冲云霄的气势；水，也很有特色，两条河各自历尽千辛万苦、跌跌撞撞流到这里，相会之际，它们欢呼，雷鸣般地欢呼，撞击着山上的石，形成瀑布，成为风景。 
我们还去了一个叫科博的地方。它地处山林间，是个十分冷僻的去处（它原本是一个治疗麻风病的医疗点）。该地冷僻得公路不通、邮路不通、电不通、煤气管道不通，冷僻得只住有两户人家。其中之一就是我女婿的朋友家。我们到了该家作客。房子的主人及其妻子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喝中国茶。我观察这户人家的外景，他家与村中另一户人家并不紧挨。房子四周都是高高大大的树，房前有块较大的平地，平地的一部分种着花卉、瓜果。在去往海边的小树上挂有铃铛，是用来防备野狼那些凶猛动物袭击的，做报警用。再看屋内，摆设倒很齐全，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煤气炉灶、沙发、地毯、电话等，但条件简陋，卫生状况不好。他家所用的煤气是罐装的，所用的电是自己用煤气发电而得的，给人以荒凉之感。于是心中产生一个疑问，主人因何来这地生活？是否是主人有超凡脱俗的心态？
在英国海之游
我们这次丹汶游，既游览了山，还观赏了海。 
丹汶是一个滨海的郡。我们在丹汶看了几个观海点：凌河口、凌顿、李海湾、松海湾、博克，以及前面已说及的科博。 
凌河口、凌顿是两个著名的观海点。两地实际是紧紧相连的，可以视作一个城市。凌河口在山下更贴近海，凌顿则在山上。两个城市平面距离为零，垂直距离为150公尺。有小路可以上山下山，也有公路相通，还有缆车可上可下。这个缆车很特殊，不是用电力作动能，却是用山水的落差作能源驱动车。车有两辆，一上行，一下行，同时启动，同时到达目的地。然后两者作反方向运动，如此循环不息。这个缆车始设于1890年，在此之前，人们上山下山，运输物品，只能靠步行手提肩抗，或用牲畜驮运。据说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水力缆车装置。 
再介绍一下李海湾观海点。李海湾美丽而又特殊。说它美丽，是因为它有一个可供游泳者游泳的海滩，海滩里沙子细如末，是金黄色的。陆地原野上还种着奇花异草。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个沙滩竟是私人开设的，人去那里游泳竟不收钱。但贴着这样一个告示，请游泳者不准攀登峭壁，不准驾驶舢板远驶，不准裸露身体，这里水滩平滑坡度小，注意潮水上涨时迅速逃离等。 
来李海湾旅游的人不乏年迈的老夫妻。他们穿着旅游服装，背着旅游包，足穿旅游鞋，胸前挂有用塑料裹着的旅游地图。两人或手挽手，互相依扶，或柱着拐杖，并肩而行。既旅游又健身，很值得人尊敬、学习。 
这里的海很有特点，多数是傍山的，给人以峻险美。山有林山、草山、石山之别。那林山，树高参天；那石山，山石嶙峋；那草山，有羊儿在那里呲草。 
这里的海靠山，汽车在山中盘旋着走。山高路陡有险象。还值得一说的是，这盘山公路，有些路段竟是私人开设的。公路不归国家而归私人，过路时要缴付买路费。此外，也有一条通往李海湾去的路，那是真正的公路，不收费，但是这段路陡度大，险度大，开车难度大，所以有些人乐意花一镑钱走私路。 
这里的海还给人以宁静的美。也许是因为我们旅游时并不是旅游旺季，游人不多，没有像国内北戴河那样有海货市场，游人摩肩檫踵。这里却是静悄悄的，那海鸥停在海边，人去逗它，它也不害怕。 
让我再说说另一次海之游吧。那是1995年9月，我们旅游的人还是如上说的五人，去的地点依然是丹汶郡，但具体地点变成了希望湾。 
希望湾很小，实际是个村，一眼就可望穿。但是，出湾之后，便豁然开朗，海面一望无垠。那希望湾犹如半圆的月，海浪拍岸时，海水覆盖处，犹如为这个半圆的月镶上了一道雪白的花边，如有一位神奇的制图师在勾勒银色的月之曲线。 
希望湾的海滩沙子很细，如面末。希望湾平坦无坎。下潮时分，汽车可以在滩面上行驶，大约行驶一二百米远才能触及海水。海滩上搁置着小船，船体是五颜六色的，很好看。极目远眺，海面上航行有大船，有的甚至还有两层。 
我与女婿两人就要出海去钓鱼去了。我一辈子没有钓过鱼，更没有在海船上钓过鱼，心里有些紧张、有些高兴，还有些新鲜与好奇。女婿、女儿、妻子鼓励我去钓鱼。 
我们租用了一条小船出海。由该船的主人个体经营者掌船。我这个平生从没有钓过鱼的人,却钓着了三条鱼，其中两条还是当地十分十分稀罕的鱼，方头，通身红色，学名叫鲂鮄。连这位船主人对此都啧啧称奇，说我本事大、运气好，能钓到这样的鱼，是个大福之人。 
海上钓鱼与一般水上钓鱼的工具、钓鱼方式有很大的区别。 
先说工具不同。海上钓鱼的钓鱼鱼杆鱼线的顶端悬挂有一个象称锤那样的锥形的坠物，目的是好让鱼线鱼钩沉入海中，而一般水上钓鱼的鱼杆鱼线则没有这个下坠物，这是一不同；二不同，一般水上钓鱼的鱼杆鱼线上有鱼漂，以观察鱼是否上钩，海上用的鱼杆鱼线上则没有这个鱼漂；三不同，海上钓鱼的鱼线上悬挂着好多鱼钩，在鱼线端部，每隔尺许，挂一个钩，因为海中的鱼往往是成群游的，鱼钩多了好让鱼成群上钩，一般水上钓鱼，鱼线上只有一个鱼钩；四不同，一般水上钓鱼鱼钩上必然有鱼饵，海上钓鱼没有真的鱼饵，却是假的，假鱼饵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套，塑料套上佩塑料须，也是带色的，这套这须，乍看如小鱼，引诱海里的鱼去吃“小鱼”，诱鱼上钩。 
再说钓鱼方式不同。在一般水上钓鱼是坐着钓，悠闲得很，是件乐事。当然你的视线是不能离开鱼漂的。海船上钓鱼则是站着钓，因为需要观察鱼线情况，人的神经始终是紧张的，而且需要不停地放拉鱼线，以给海里的游鱼造成假象，似乎有众小鱼在游动，诱鱼去吃。 
那次垂钓，我的女婿钓到的鱼更多，但都是普通的鱼。回家后，我们两人的钓鱼成果博得我妻子、女儿的交口称赞，特别是夸扬我。
我与妻子去了瑞典长女家
瑞典斯德哥尔摩 
我家长女杨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我与妻子去她处两次，一次是在1995年9月23日至1996年1月30日，一次是在2001年3月22日至4月22日。 
1995年那次，我们是从英国次女家转至瑞典的。当时杨扬是该国卡洛林医学院在读博士生。她的丈夫魏少政也在瑞典工作，但当时他的工作不固定。他们住在一家公立的集体宿舍里。居宿一厅两舍，厅不大，舍很小，五层。那时我们的大外孙魏逸宁刚出生不久（该年8月26日生），他的母亲正在休产假。我们被安排在最小的一间房子里住，约有8平方米左右，与外孙女紫薇同住。当时外孙女已经8岁，和我们同睡在一张床上，要横着睡，才能躺下。她睡里，妻子睡中，我睡外。我们三人相处很融洽、愉快。每晚临睡前，我总要出些谜题让外孙女猜，或玩某些游戏。如互说水果名，我说一，她也说一，不许重复，看谁说得多；或玩藏物，我藏她找。这个外孙女从小是我们与她的祖母共同看大的，感情很深。当年妻子与我一起送她上人大幼儿园，一起带她学电子琴。妻子略懂音乐，便教她弹电子琴，而我则教她学中文。我们到瑞典后，我继续教她学中文，她领悟力很强，教学效果不错，她也教我们学瑞典语，如瑞典语的外祖父、外祖母等叫法。 
在瑞典，我女儿、女婿陪我们游玩瑞典的名胜如皇后岛等地，在皇后岛里还有中国公园，看瑞典古船，看瑞典的冰舞。 
此刻我的外孙女在上小学，我每天接送她上学下学，也因此认识了她的多位老师，如语文老师。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彼此关系甚好，该语文老师还邀请我去听她讲课，我照办了。瑞典老师讲课很注意趣味性、启发性、灵活性。常常寓教于乐，而不是正襟危坐地教（中学、大学如何教不详）。学生有固定坐位，但却经常改变坐位摆放形式。一次，我去听体育课，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体育知识。老师发问：“你们懂了没有？不懂请举足。”果然有个学生躺下身子，把他的腿高高地举起，赢得堂上情趣满屋。 
我们在瑞典看管我们的小外孙魏逸宁，他出生不久，我经常把他放在睡车里推着车下楼走，在旷地里走，让他接触新鲜空气和温暖阳光。一次外出中，突然下起大雪来了（瑞典属北欧，奇冷，雪特别多），我赶紧飞奔往家走，他的父亲在楼上窗户里看到了我们情况，飞快地下楼来接我们。 
这次瑞典行，我们是1996年1月30日回国的，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佟光武同志一块回。从瑞典到中国约有7千公里，飞行约9个小时，那时的个人票价是3500瑞典克郎。 
第二次去瑞典，也是从英国到瑞典去的。那时杨扬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在一家叫阿司确的制药厂工作。自己已有一套较好的房子，一厅、四室（有两室面积很小）、两卫，还有自己搭建的一间贮藏房，一个不小的花园，有自己的车。 
厅里挂着中国水墨画，还有一幅字，即从我家里取去的韩荣同志写的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我在瑞典帮助杨扬整理花园，清除杂草。还与紫薇一起搞勤工俭学，协助她去一些住户家中分送报纸。 
近据杨扬讲，她的丈夫已经当上医生，有了固定的工作。她的女儿在大学读法的专业即将毕业，可以拿到两个学位，一是法律学位，一是汉语学位。她的儿子上了初中，她家又买了一套海滨房子，相当漂亮。她家现在家境殷实，不仅有两套房子，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有两辆汽车，还有装有发动机的船，所谓海陆空的交通工具就只缺飞机了。 
杨扬家经常回国内来看望我们与她们孩子的祖母。最近，在我80寿庆时，她又特意回来为我祝寿，陪我去南方看望我与我妻子系统的亲人。
幼女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幼女杨航在北京大兴县青岛家园拥有自己有房子。居住面积200余平方米，复式，两层，很宽敞，五层，但没有电梯。我们这个家居住条件也不错，生活方便，所以我女儿乐意住在这里，与我们一起过。
幼女十分爱护母亲。知道母亲得了肾功能衰竭的病，需要做透析，她每月都以给生活费为名义，给她母亲一笔数额不小的钱。她同时还给我们买菜，交电话费等。 
我家三个女儿两个在国外，家里的事全靠她照顾了。例如，今年（2010年）4月，我的次女一家从英国来，她们去南方探望她的二姨妈、大叔叔去了。此刻，我的妻子却因连日操劳，患上了心力衰竭的病，要去304医院住院。是她——我们这位最小的女儿陪她母亲住院，帮她母亲请护工，她每天下班后去照看她母亲。今年5月，我因闹疝气的病在安贞医院住院手术，是她找到她大学时期同学的爱人，请他帮我做手术。住院期间，她天天来照看我。 
她的儿子叫高梓淇，小名壮壮，从小就请了一位阿姨照看。现在孩子长大了，已上幼儿园。但为方便接送，为了更好地看管孩子，也为了帮助我与我妻子及我们这个家，这位阿姨还是请用着，费用也由她支付。 
壮壮现在四岁稍多，十分可爱。我们非常喜欢他，也时常逗弄他，有这样两件有意思的事情。 
一件是，在他两岁左右的时候，他对家里的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整日胡乱摸索。我们唯恐他触电，发生事故，便把音箱等电器设备用绳子捆了起来，急得他嗷嗷大叫。 
又一件是，他母亲为他买了一只兔子供他玩。兔子要吃菜叶，我得每天到市场去拣菜叶。一日，我同壮壮说：“你的兔子你自己去拣菜叶，否则我们把兔子送人。”他不肯回答说：“好，我明天去拣。”第二天，他又说：“明天我去拣。”就这样赖着。有时他也说：“你把兔子送人，我用宝剑（玩具）刺你。”因为兔子臭味实在太大，拣菜叶又十分麻烦。与女儿商量后决定送人，问了多户人家熟人、生人，都没有人要。无奈，我们决定放生。一次我对兔子说：“你快要离开我们家了。”这个小壮壮竟然听懂了我的话，大嚷不能让它离开我们家。 
杨航和她的儿子去瑞典看望她的大姐去了。她们走后的第二天，我就把这只兔子放生了。放生地点选择在颐和园后山。那天一大早，我恋恋不舍地从厨房里取来了几片菜叶让它吃，又把它从大笼子里放入小笼子（就是以前我女儿把它买回来时它待过的笼子，便于携带）。这个长大了的兔子竟撞坏了这个小笼子。既到放生目的地，我为它找了个杂草丛生的地方，把它安顿好。但此刻的它却一动也不动地蹲在草丛中，我送菜叶给它，它也不吃，只是呆呆地瞪着我，好象已经意识到它将流落野地而悲伤着。我凝视了它一会儿后，凄然离开，默默地祝福着它今后能过上好日子。
“饴孙乐”
我向来喜欢孩子，他们天真无邪，与之接触使我忘年。我爱孩子，无论是谁家的孩童，我都喜爱。
当然，我尤其喜欢自己孙辈的孩子。人老了，更喜欢与孙儿们玩。我国古有“隔代亲”一说，我也如此。我为我的这个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饴孙乐”。 
“饴孙乐”者，“含饴弄孙”之谓也。“饴”，麦芽糖。“含饴弄孙”就是含着麦芽糖，逗着孙子玩。 
我与孙辈孩子们玩，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有些我用写打油诗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现在我选用若干录在下面。 
与大外孙女魏紫薇玩时所发生的“饴孙乐”： 
饴孙之乐乐丝丝，我教紫薇学古诗。紫薇易名“地上霜”，只缘阿公念错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疑yí”，音念错了，错念“你nǐ”，使外孙女大叫，我叫“魏紫薇”，不叫“地上霜”） 
饴孙之乐情切切，宝将去瑞依依别。请奶单车停一停，让我与公再亲亲。 
（“请奶单车停一停”，是说宝宝的奶奶用自行车把她从我家接走；去瑞，去瑞典） 
我在看管大外孙魏逸宁时所发生的“饴孙乐”： 
饴孙之乐乐美美，一本书来一杯水。轻推睡车轻哼曲，书香茶香伴宁睡。 
饴孙之乐乐暖暖，我护宁车楼下转。雪地忽闻狗熊叫，急得阿公一身汗。 
（在瑞典我女儿住处附近有狗熊） 
我在看管二外孙艾顿时所发生的“饴孙乐”： 
饴孙之乐乐洋洋，阿公甘当清货郎；没有今日异物味，哪有他日红花香。 
（清货的“货”指有污物的尿布） 
饴孙之乐乐悠悠，我推孙儿入园来；幼孙不解园色秀，只看曲颈鹅儿游。 
（入园的“园”，指英国伦敦亚历山大公园） 
我在看管二外孙女娜雅时所发生的“饴孙乐”： 
饴孙之乐乐殷殷，紧搂娜雅亲呀亲；我吻娜雅一个脸，娜雅亲我一颊津。 
饴孙之乐忘了情，忘了自己啥身份；嬉笑滚闹在一起，阿公童化老天真。 
我在看管小外孙高梓淇（壮壮）时所发生的“饴孙乐”： 
饴孙之乐乐开怀，又喜又爱“高汉三”；音箱用绳捆起来，看你怎能搞破坏。 
（“高汉三”，借电影《闪闪的红星》故事中的坏蛋“胡汉三”的名而来） 
饴孙之乐乐胸怀，买只兔子供壮玩；宠兔不去拣菜叶，还要用剑瞎胡来。
故乡行
1996年9月21日，我与妻子一起回了一趟老家。分别去了走马塘的妻子二姐家，宁波的妻子兄长处，宁波慈城的我大弟家，历时21天。 
宁波走马塘村荷花池 
9月21日，幼女出资为我们买了去宁波的飞机票（回程的机票也是航为我们买的），搭机到宁波，然后到走马塘，与芬姐（妻子的二姐）、陈才高（二姐夫）及他们名下众亲人见。
在走马塘我们共逗留了11天，有这么些事。 
我们参观了走马塘。走马塘是往昔时代考试入士人数最多的一个村子，在浙江、乃至全国均算得上是一个名村。我们还参观了同文小学（今为走马塘小学）、市场，去刘家（芬姐女儿阿四陈志旭的家）看草班子越剧。 
由夏可伟（阿可，芬姐的外孙，阿三佩玉的儿子）陪同去看了我的故乡杨家，及其生我育我的故居。这个故居是我46年来魂牵梦萦的地方。故乡邻里屋舍依旧，就是我家却被一狗拦着，房门也上着锁，房主人不在，无法进正屋，只能看到当年我家的一部分房子，只能怏怏离去。然后由杨先越（阿炳，彭年婶的儿子）夫妇、小毛（延寿叔的儿子）陪同我们去看了小时候在那里读过书的蕙东小学。 
从杨先越母亲彭年婶处了解到，我的上上祖宗下有五房：恭、仲、敏、聪、睿。彭年叔属恭房。我家属聪房。聪房又下分金玉两房。金房的下代有明福，他是我杨家的首位大学生（清华大学大学生）。玉房下又分化成玉瑾、玉瑜两房。玉瑾房的房主就是我祖父，玉瑜房的房主就是延寿（后过继给他家）、康寿叔的父亲。 
与我妻子一起步行至董家跳，这里是我妻子的故乡。看她的故居与我三舅家旧居。如今，这两个居住处都已败落。还看了董家跳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小学等处。 
在夏国芳（阿三佩玉的丈夫）、阿可、云龙（董家跳人）的陪同下，我们坐小面包车去船湾祭拜了我的岳父、岳母的墓。又去了杨四岙，在仁成（我二舅公的下下辈）的陪同下，向我的两位外祖的坟墓祭拜。在行车中，路过泰桥，这是我外祖父、外祖母的故乡；路过石桥头，那里是我在1947年当过半年小学教员的地方，感慨万千，但没有下车细看。 
我独自一人去了一趟斗门桥，途经孙家山（我大舅母家的家乡），斗门桥的景色依旧。又去了横里埭，看望我当年读高小时的母校铜峰小学。它迁址了，小学变大了，现在改名叫铜山小学，据说现在该校是奉化县办得比较好的一所小学。我准备去茅山，只因去的时间选得不妥，夜幕将临，途中又被河水挡住，没有去成。 
我与老伴有阿可陪同兼导游，还有其他人，一行八人去了一趟溪口旅游。 
到走马塘后的第12天，即10月2日，我们结束了走马塘之行去宁波。在宁波我们又逗留了9天，住在庸哥的女儿嘉珍（阿三）家。有如下事： 
见到了庸哥家系下几乎所有亲人，10余人。 
在宁波慈城，见到了我大弟与弟妹阿珠名下的所有亲人，见到了我大弟的亲如兄弟的朋友胡良玉。胡良玉与其妻子周玉英在1981年11月26日来过我家看望我们。 
大弟还陪同我们去我母亲的坟地祭拜。我父亲去世后被埋葬在宁波宝幢公墓里，文化大革命时遭破坏，现墓已不存。所以这次我们的祭拜活动，祭拜的实际是我的母亲与父亲。 
在宁波时，由大弟陪同，我们去看望了和我们感情至厚的堂叔杨康寿。康寿叔为我家鼎力做了许多好事，如为我祖母去世办后事，为我父亲去世办后事，我们十分感谢他。 
我一人去探视了我的母校宁波中学。 
我们夫妻俩，与芬姐、佩媛一起去舟山作普陀游。 
10月12日离宁波回京。 
该年12月1日，我们兄弟三人为我们父母的墓立坟碑。三人一起拟写墓碑上的文字，文字由我小弟书写，镌刻立碑等具体工作拜托大弟经办。
下棋?书法?健身
我喜欢下中国象棋，下中国象棋是我退休后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特别是搬家至时雨园后。 
我把下中国象棋视作健脑、强身的一个手段。 
中国象棋是唐人牛僧孺发明的。汉界，楚河，对垒分明。士走斜路，象迈田步，车横冲直撞，马踩日字步，炮放隔山炮，士卒走路，步步为营。 
我从小就喜欢下棋，小时与舅舅下，长大后与同事、朋友下。因为棋艺不精，常是每下每输，每输每下。 
我喜欢涂写文字，而我较为像样文字的涂写就起始于写下棋的内容。那是在我正式参加工作以后，时间约在1963年左右，在中国人民大学。稿子写好后，寄给了中国青年报，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杂文性质的、只有豆腐干大小的小文章居然被发表了，可惜当时我没有注意留存，如今想找却十分困难了。 
既老，退休，闲暇时间多了。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本部，每日下午，我常会去老干部处的棋艺室观摩他人下棋。我时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向下棋者“指点”些什么。而我“指点”的又常常是臭着，惹来下棋人笑，下棋者对方则会怪我多嘴。有时，我也会坐下来与他人下上一两盘，总是输多赢少。 
我搬家到世纪城时雨园后，对下棋的爱好更甚。有时，我还会“沦落街头”，在街头与陌生人下棋。 
我家有电脑，电脑上就装有下棋的游戏软件，是一位叫张劲松的人设计的。我就跟电脑上的这个棋手下棋，对手水平极高，我极少赢他。这个对手允许我悔棋，且可无休止地多着悔，所以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下棋的本领。
现在，每天下午3点半，只要家里无事，我必然会到时雨园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去看报、下棋，风雨无阻。 
我下棋时，总会施展浑身解数与对方较量。什么“空心炮”、“当头炮”、“扁担炮”、“马后炮”、“屏风马”、“连环马”、“窝心马”、“牵扯车”等种种技法都会一应用上，但总因水平不济，与强人赛，我的马、炮、车都会相继牺牲于疆场；我的护国卫士士与象也会相继捐躯，“敌”兵临城下，我终失江山。 
下棋有很多学问。下棋时要知彼知己，既要考虑对方情况，又要观察我方状况；既要考虑攻，又要思量守；既要思考力的合，又要运用力的分；既要分析对方攻着所在，又要考虑我方守力所在。打仗有“兵不厌诈”一说，下棋也有这个问题。要防止对方施骗术迷惑我，要防止他偷袭，还要防止他声东击西、暗渡陈仓。 
有所谓“一步错，步步错”一说，有所谓“一步输，满盘输”一说，这就要求我们下棋必须十分投入，十分谨慎，要求我们下棋时不能只顾眼前这一步，还要考虑下一步，甚至下下步，这样才有可能取胜对方。因为我下棋开动脑筋了，所以我自认并不痴呆，不算太愚钝。 
我喜欢下棋，我还喜欢写字（书法），其中偏爱隶书。1986年11月，我写了一幅字条送给我校工会，供参评，居然被采用。我还曾是中国人民大学书画会的一位会员。200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60周年华诞，作为炎黄子孙的我，用隶书写了一张条幅：“彩笔描绘六十盛世 翰墨书写千秋华章”，献给祖国，并将此送至宁波经济促进会北京联谊会，亦被选中展出。 
生命在于运动。我注意运动。我的运动方式很简单，叫做“走三圈，动一动”。所谓“走三圈”，就是每天早晨七八点钟时，我会围着时雨园花园内的小路走三圈，约20分钟；所谓“动一动”，就是在花园内步行三圈后，在园内的健身器械上做运动——伸腿、踢腿、压腿、转体、拉杠、下蹲、划船、拉杆起身、摇头晃脑、仰卧起坐等，约20分钟。 
生命还在于静止。我注意静止。我注意该动时动之，该静时静之。运动不过量，安静不妄动。注意休息，注意安静。中午饭后必休息，午睡半至一小时。累了，想睡觉了，不管何时，我就会闭目休息，甚至放任自己睡着。晚上，工作也好，休闲也罢，只要瞌睡虫来了，我就会放下一切，随意睡去，哪怕是干活干得最要紧的时候，读书读得最有味的时候，电视看得最入目的时候。 
关于健身，我还创作了这样一首“三字经”式的健身歌用来健身：“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午小憩，晚早觉，起居律，不乱套。处静之，永不老。”
挨骗
1999年11月3日，我与妻子从学校门球场往家走，妻子先回到家里——林园10楼34号。我走到学校布告栏前停足看布告。此时，一个衣着简朴的人向我走来。那人一副农民打扮，背着一个黑包，向我兜售香蕉。香蕉质量不错，1.5元一斤，比当时的市场价便宜。我妻子爱吃这水果，她说我早晨在农市买的香蕉质量不好，于是我便向他买了香蕉若干。  (0) 
这时，这个农民装束的人说话了。他自称是农村人，最近要回家，可他手里都是一堆面额很小的钞票，路上使用很不方便，要我帮助他兑换些大额人民币。出于同情，我同意了，但我身边只有一张面额为50元的钱，答应他要多换请随我到家去。 
既到我家门口（我家在一层）。我还是长了心眼的，我从家里取来了100元纸币1张，50元纸币2张。我坚持只给兑换100元，在他再三恳请下，我同意给他兑换200元。 
我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给我换钱的动作。殊不知，这位农民装束的人骗人的本事真大，手法纯熟，像变魔术似的从他的口袋里取出18张10元和20张1元的钱，而我用1张100元钱与2张50元钱与之换，此刻问题就发生了（但他如何进行调包的，至今我仍然没有弄懂）。 
兑换完毕，这个农民装束的人很快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待我回到屋中细数这人给我的钱时，发现这200元钱不知何时竟变成了2张10元和18张1元，总加起来只有38元钱。这就是说，我平白地被这个骗子骗走了162元钱。我捶胸顿足，想报警、或报校卫队，但这骗子早已溜之大吉，无迹可寻。我只能懊恼自己善心太重，悔恨自己警惕心不高，自认倒霉。 
后来细想，这骗子在行骗过程中还是有马脚暴露的：1、当时他开口要换的是600元，为什么要换这么多的钱？2、为什么他明有20张10元的钱，却只拿出18张，用20张1元钱来顶换两张10元？3、为什么他卖香蕉时显得那么殷诚，请我品尝、送我塑料兜等？这是障眼法，是迷魂汤，诱你上钩。遗憾的是，在兑换这笔钱时，我妻子也在现场，她也没能识破这个骗子的骗术。 
感慨骗子的精明远超于我，心理学知识掌握得不错，察颜观色的本事强，骗术高超。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在兑换钱币即刻就清点一下数目呢？ 
这件挨骗的事给人有哪些教训呢？有的，骗子欺骗的对象多为老人，老人务必要小心提防。人要多长点心眼才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家还发生过两起被盗事件，都发生在林园10楼34号里，都发生在晚间家里没有人时，贼人利用窗口的缝隙进屋的，两次事故我家都有较大的损失。两次失窃我们都报了案，有刑警来勘察现场，但均没有破案。一次是在2003年10月3日，当时我与妻子在英国，杨航在国内，但恰逢此日，她却出门了。一次是在2004年1月25日，我与妻子以及我们的幼女回到她青岛家园的住房小住，期间，家中钱物被窃。
我爱我家
人人有家，我也有家。 
任何家由两个部分组成：硬件，安身之处，要舒适；软件，人员组成，父母，夫妻，子女，要亲和。 
关于家，事实上还有个文化问题，处世、处人、处事的价值观问题。价值观要正确，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积善之家”的“积善”，就是属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我在这一节里所说的“家”，主要说的是硬件的“家”，即“栖身之处”、“蔽体之所”。 
在中国人民大学我曾有过好几个家，林园一楼八号、林园一楼四号、林园十楼34号，最早是红二楼二层44号等。林园十楼34号，我们是在1984年9月26日入住的，在那个住处我们住了21年。2005年9月26日迁出，迁到现在的住家世纪城时雨园。 
这个搬家日9月26日对于我来说是个吉祥的日子。1984年我们从原住的中国人民大学林园一楼4号迁到林园10楼34号是在这个日子，2006年我们入住时雨园也是这个日子。此外，这天还是我的生日，我次女与丹结婚的大喜日。 
我爱我新家。我的新家有三个特点。 
一、明亮宽敞。明亮，南向北向都有窗，均是大块玻璃，阳光透射进来，十分惬意。宽敞，新居171.97平方米，室内面积146.37平方米，四室二厅二卫。纵然足不出门，也可在家里作步行健身用，作打拳健身用。2005年10月20日至28日，我这个新家的房东之一我们的次女杨帆与其丈夫，儿子、女儿从英国回来，全都居住在这里。也是这一年春节前夕，我家长女杨扬，从瑞典返国，一家四口也全住在这里。我家室内甚至还当过滑冰场用呢！我家次女的子女来这里时，她就买了一双旱冰鞋，她的子女就在这新屋里滑冰。前几年的11月，我还利用这个大房子招待过10余位督导室同志来这里开会。 
二、赏心悦目。新居的室内装饰总设计师是我妻子，她把我们的家装修得温馨美观。那房顶上吊的、地面上铺的、墙面上贴的，都十分得体。新添置的家具也漂亮大方。妻子还在大厅、书房、主卧室分别装置了挂镜线，利用这个挂镜线，我可以任意在墙上挂我喜欢的字画、饰品，而不必打孔。我的客厅就挂有“花开富贵”的麦秸贴画，挂有书法家、也是我舅舅（我小舅公的儿子）邬西濠的字，挂有我自己用小楷隶书体书写的从《道德经》、《孙子兵法》上撷录下来的字。我的主卧室，挂有我们夫妻俩的结婚照与金婚照。我的阳台上养着花，花虽无名，但也翠绿诱人。那端庄典雅的君子兰、宛若空中仙子的吊兰、蓬勃葱翠的金钱树，以及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把大厅装点得生机勃勃，赏心悦目。在大厅里还摆放着一把摇椅，工作疲乏时，我便会躺在摇椅上，拿上一份报，或一本书，再沏上一杯浓茶，一边轻轻摇曳，一边细细品读，舒心极了。 
三、舒适舒心。说说我的书房吧，我家书房舒心。我给我的书房起名叫孜孜斋，自勉我要孜孜不倦的学习与工作。此是沿用我原住的一间房子之名。那原住的房子，即中国人民大学林园10楼34号的房子，实际是一室多用的房子：写作室、书屋、客厅、卧室，混合在一起，寒碜得很。现在的孜孜斋，才真正地像个书房的样子。书房里在东侧墙前放着一排四只书柜，里面满装了书。屋内挂有书法家沈鹏的字：“金声玉振”；挂有书法家崔睢寰写的篆书，上面写着由我撷录自老子、孔子、孙子的话：“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挂有“有书真富贵，无病大神仙”的竹雕书法。在西侧的墙上，挂着我写的《老子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新绿》等10本书用镜框框着的封面照。书房里摆有一个漂亮的电脑写字台，利用它看书学习写文章，上网娱乐发邮件。
我过八十大寿
2010年9月26日是我八十大寿的日子，家人为我举行庆祝活动。 
在此先，2009年5月7日，我教研室的同志，按照“过九不过十”的习俗，已提前为我祝了寿。 
今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协会也特为我们80岁老人祝过寿。 
今年9月前后，我的喜庆活动很多：9月25日，我宁波经济促进会北京联谊会举行书画会，我有作品入选，我参加了这个会。9月27日，我中国人民大学原工业经济教研室的同志进行一年一度集会，我参加。9月22日是中秋佳节。10月1日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61岁华诞日。10月3日，是我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纪念日。 
我的八十大寿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迎来的。其实，我这个寿还含有这样的意义：2010年既是我八十岁生日的年份，也是我长女五十岁生日的年份，还是我幼女四十岁生日的年份。我的这个祝寿活动也是对我的长女、幼女生日所表示的一种祝福。
我的长女杨扬从瑞典赶来，她是在9月17日抵达北京的，去年12月她与她的家人刚来过我家。我的次女杨帆也从英国赶回，是9月22日到北京的，她与她的家人在今年3月也刚来过我家。她们两人都是专程为了给我庆贺80岁寿辰而从各自的国家赶来的。 
杨扬、杨帆还有她们的小妹杨航三人送给我了很多生日礼物，有台灯、录象-照相一体机、蒙恬中文输入手写板、助听器、激光打印机、手机、老人用的尿布等物品。 
9月22日是中秋节。我们一家人首先过这个中秋节。皎皎月光，圆圆人生，我们老两口，连同三位女儿，还有外孙梓淇，是在一家叫“大千”的酒店里度过中秋的，所吃的菜肴很丰盛，是我的幼女请的客。许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团聚生活了，今天又重温了一次。酒宴美，团聚的滋味更美。 
这个中秋、生日，我还这样过。在我长女的陪同下，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宁波、走马塘、杨家、慈城等地，去了一趟九江，圆了我这些年来想回家乡探望亲人的梦。 
这个中秋、生日还这样过。我的外孙梓淇为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们一家人分享这个蛋糕时，外孙显得特别活跃，他说今天也是他的生日，还戴着生日帽，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吹熄了蜡烛。外孙还跪着向我磕头示贺。 
9月26日那天，我八十大寿寿日真的到了。这天，一早起来，我进入客厅，只见客厅张灯结彩，花团锦簇，挂上写有“Happy 80”的横幅，还挂了红灯笼。桌子上的花瓶里放着一束玫瑰花，还放有三个女儿送给我的贺卡，贺卡都是她们自制的。还有礼物，其中有一件是杨帆特意为我制作的我的生日纪念册，还有光盘。 
我的妻子及三位女儿买来了一大花篮，祝我生日快乐。 
上午，我修剪头发，沐浴更衣，穿上了新衣服。 
中午吃的是长寿面，由长女烹制。 
下午我照常去老干部活动室去下中国象棋。 
晚上，我们一家人去到一家叫“江南赋”的饭馆吃寿酒，是我三位女儿宴请的。参加这个寿宴的除我家六人，即我与妻子、三位女儿和外孙壮壮以外，还有阿姨、杨扬的婆婆。此外，我们还请来了我小姨家的所有亲人，小姨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来，前来贺寿的有：陈汉波、许洁及其女儿陈芊芊，陈欣、仲跻敏及其女儿陈砾，陈姗、凌强及其儿子凌霁阳，共17人，分两桌吃。店堂有布置，厅的两侧贴着大红寿字，寿字的周围有彩色气球点缀装饰。晚宴丰盛。晚宴临结束时，店里送上一只大花篮，上装寿桃，大小九只。最后酒店给我这位寿星送上了一碗长寿面。 
汉波兄妹三人送我了为数不少的寿金。 
晚，我还收到了我的大弟发来的一条手机祝贺短信，内有小诗一首：“书车五斗知识丰，著书立说人称颂；弟敬兄爱情义浓，寿如南山老仙翁。”
一本十分珍贵的寿日纪念册
上题提到我的次女杨帆送我了一本十分珍贵、漂亮的生日纪念册的事，现在让我专门讲讲这本纪念册。
纪念册取名《恭祝阿公杨先举80寿诞》。 
纪念册的封面上写着一副对联： 
“八十岁葆素全真自是申公御驷马” 
“五千言修身炼性须看老子跨青牛” 
上联的“申公”，指的是汉武帝时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申公。关于这，《汉书?儒林传申公》中有记载，说汉武帝十分看重年逾八旬的申公，驾驶着马车去迎接这位申公的到来。
下联的“五千言”，指的是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典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另据西汉刘向《列仙传》说，老子西游路过涵谷关时，是骑着青牛而去的。 
这副对联的意思是：上联，八十岁还保有质朴纯真品性的人，必定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如同汉武帝尊敬申公，用驷马去迎接他那样的人；下联，用《道德经》作议论，说凡是注意修身养性的人，定然是位能如同老子那样悠闲地骑着牛西游而去的人。 
该对联对仗工整，措辞遣字恰当，引用典籍妥帖。我女儿是学工的，现在又久居海外，竟有如此写作功夫，令我钦佩不已。可能她是从电脑网络上撷取得来的，假如确是如此，能做到这样也属不易之举。 
打开纪念册的第一页，写着三位女儿连同她们的丈夫、子女敬赠的一副对仗工整的长联。 
长联的抬头这么说：千秋岁，阿公八十华诞 
长联的文是这样的： 
“耋年瞿铄，摆棋对街头。东海福，南山寿。情追甬水远，意在京城厚。儿孙祝，寿翁膝下三叩首” 
“勤奋执着，朴直云依旧。浩然气，清风袖。桃李满天下，书著遍全球。期颐望，撰书立传天伦乐” 
纪念册由108帧相片组成。这108帧相片可分成6大类：一类是我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人照；一类是我夫人的个人照；一类是我与夫人的合照；一类是我与父母及其他亲人的合照；一类是我、夫人与女儿们的合照；一类是我、夫人与下下代人的合照。相片选得十分精致与到位。其中有些相片十分珍贵，连我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我的女儿却保留下来并选入其中，如我父亲的个人头像。 
纪念册里面还附写着一张自我祖父以下的我家家谱。 
纪念册里还附着我主要10本著作的封面照：《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老子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新绿》、《孔子管理学》等书。 
纪念册的最后是我的五位外孙们的画作，那些画作都是我的孙儿们精心制作而成。例如大外孙女紫薇的作品，画的是两棵大树，其中一棵大树的绿色树叶上写着这样的字：“宝宝（大外孙女的小名、爱称）为什么那么漂亮？因为妈妈漂亮！妈妈为什么那么漂亮？因为阿公漂亮！”画中这段话，实际是我的经典话语。大外孙逸宁画的是天马行空的图。二外孙光雨画的是大力士。二外孙女光露画着一列奔腾向前的火车与周围家居。最后是我四岁的外孙壮壮画的一张又像人又像动物的画，这些画都画得十分可爱。既饱含了他们的童趣，又在画中寄予了他们对我的爱。 
我的次女还送我了她制作的两张光盘，也是为了给我祝寿而制作的。光盘里记录着我与妻子1995年、1996年、2000年去伦敦时的录像情况，看后十分亲切。看到了我们与帆、丹当年在一起的情况，看到了当年我们的小外孙杨光雨稚童时的情景，如爬着走时的情形、跚跚学步时的状况、我们为他喂饭喂水的模样等。还有我们照管外孙女娜雅的情况，看到了她依偎在我们身边时的样子。光盘里还再现了艾顿、娜雅弹钢琴时的情景，还有丹打太极拳的形象，让我仿佛回到了那段美好的时光。
忆我的七旬寿庆
感谢女儿们以及我妻子为我祝八十大寿，感谢次女为我制作80生日纪念册。这些使我想到了2000年9月26日的那个日子，那是我70寿辰日。那时我与妻子在英国，是为照看我们的外孙女娜雅而在英国的。那天，我的次女与其丈夫，为我举行寿日庆典。 
我寿日那天，次女与她丈夫专门为我腾出了一间房间，房间有布置，挂上了彩灯，还有“Happy Birthday”字样的剪纸，又挂了“70”字样的字，象征着我70岁的古稀之寿。 
做寿的时候，我们一同喝香槟酒，吃她们自制的生日蛋糕。蛋糕上还写有“阿公生日快乐”以及“Happy Birthday”那样的字。在大家共唱“祝你生日快乐”歌的浓烈浓喜庆气氛中，我吹熄了生日蜡烛，两位外孙向我磕头祝贺。 
帆与丹两人为了表示对我寿日的祝贺，还有意选择这天作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庆贺日。 
帆与丹这天的结婚日是这样度过的：首先去他们所在的区政府那里去办理结婚手续。上午11时，他们两人到达区政府所在地。参加这个结婚仪式的主角有4位，区政府里2位工作人员，一作主婚人，一为记录员，结婚的当事人2位，即丹与我女儿帆。另有2位证婚人，女方证婚人是我的幼女杨航，男方证婚人是丹的朋友。到场的还有我们老两口，以及她们的孩子艾顿、娜雅。 
结婚仪式是这样举行的。主婚人向结婚的当事人问话，帆与丹回答这些问话。问话的内容大致是“你愿意娶她吗”、“你愿意嫁他吗”等。 
这样，这2000年9月26日的日子，就含有两个纪念意义：一纪念我的70岁寿日，一纪念他们两人喜结连理。于是，在那天中午，为了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去了伦敦市内龙楼酒馆吃饭。 
参加帆、丹的结婚活动，我有一个小小感想，那就是有关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异问题。在中国，一般而言，总是结婚在前，育子在后。在英国、在西方、在国外的不少国家却允许先同居育子后办理结婚手续，而且这种做法在西方不少国家已非常普遍。两种做法，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据说，现在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乃至我们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男女在未婚同居着。
探望宁波哥家、走马塘姐家
这次我过80大寿，圆了我想去看我妻子兄姊家亲人、我大弟家、小弟家，以及祭扫我父母坟冢，和探视我年幼时居家的梦。 
我是9月19日离开北京远去宁波的，由我长女杨扬陪同。 
飞机飞到宁波栎社机场，我们从机场坐出租车去宁波市区路上，我感慨万千。这段路我太熟悉了，当年我从家到宁波中学读书，步行走的就是这条路。从家出发，过花园（地名）、太平桥、摆番薯渡，到栎社（即现在的机场所在地），再过石碶，过段塘，到宁波，至学校。现在这条路与从前已截然不同了，一路高楼大厦，成机场路。 
中午1时飞机抵达宁波。到宁波后我女儿在旅店里马上预订了三江口（甬江、余姚江、奉化江的汇合口）畔的一家旅游船上的餐厅供吃晚饭用。然后马上通知宁波我妻子哥哥家的两位女儿嘉珍、嘉萍，本还想通知哥哥家的儿子祖杰，但因为祖杰家离这里实在太远便作罢。我们请她们在晚上先到我所住的宾馆见，然后共去餐厅吃饭。 
之后，我们立即去了著名旅游景点东钱湖游玩。该湖景色果然名不虚传，湖面宽阔（据说其湖面大于杭州西湖四倍），清风习习，赏心悦目。 
为准时与亲人聚，我们不敢在东钱湖多逗留，迅速赶回住处新园宾馆。亲人们陆续来，有嘉珍及其儿子俊琪，嘉萍及其丈夫张必成、女儿张丹琳。我与这几位亲人分别已有14年之久，今见十分亲切。 
我们一起在三江口畔的旅游船（其实，该船是固定的，不能游动）上的餐厅里吃了一顿愉快的团圆饭。
宁波三江口畔 
第二天，9月20日，我们乘坐出租车去走马塘我妻子的姐姐家拜访。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很多亲人，有芬姐、才高哥、佩玉、佩娟、如刚、咪佩、夏可伟及其妻子李幼波、夏可珍及其丈夫陈旭兆，相见颇欢。我家的长女请他们看我次女上次来这里时所拍相片，通过电子相册看，我则去参观走马塘的村容。 
走马塘大变。走马塘是古来出进士最多的村子，据说达数十位之多，是中国的第一进士村。村中因此出现了不少值得纪念的关于这个地方的典故，后成了参观景点，由此该村便成了旅游村。现在的走马塘道路干净，有牌楼，有亭子，有匾额，小桥流水依然，荷花美色依然。 
中午饭是在芬姐家吃的。是咪佩、佩娟、佩玉下的厨，菜肴丰盛可口，有螃蟹、虾、肉、鱼、芋头羹等，基本都是家乡菜。 
在下午2时许，我与女儿在可伟的陪同下，由陈旭兆驾车去我的老家杨家寻找幼年、童年的感觉。 
之后我们到胡家坟去了佩娟、孙裕康的幼女孙燕敏的丈夫胡征宇所开办的厂子参观，厂子的名字叫宁波鑫宇电子门控，是生产旋转门的。厂子规模不小。孙燕敏及其丈夫胡征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佩玉的丈夫夏国芳，以及孙燕敏尚处于婴孩时期的幼女。 
离开鑫宇电子门控后，由孙燕敏的弟弟孙东升带领我们驾车去了宁波，至孙燕敏家中小坐。她住在具有34层高的高楼里面，她家在第15层，房子宽敞。 
晚上，胡征宇及其妻子燕敏，在一家很高级的酒馆“唯盛阁”请我们吃饭，菜肴十分丰盛，基本上是宁波菜，稀罕的有枪蟹等菜。参加这个宴会的除我们这两位客人及主人征宇、燕敏及其儿子胡思远外，还有佩娟，燕敏的姐姐燕秀、丈夫陈江及其子陈璟昊，燕敏的弟弟孙东升及其妻子周科君，还有夏可伟。
去杨家，去慈城探望我大弟
2010年9月20日下午2时，由可伟陪同，旭兆驾车去了我的故土杨家，去看望生我长我的故居。 
杨家离走马塘极近，驱车一贬眼便到。我们先步行至村东的东桥头，那里有河。在我小的时候，每到夏季我就会在这个地方游泳。之后去了大池头大墙门那个地方。在那里，门的两侧对应地放着的一对石凳依然存在，但原在两石凳正中上方，门的顶端悬挂的一块“兄弟登科”牌匾却没有了。这里曾是我少年时代经常玩的地方，在这石凳上我小坐片刻，回味一下童提时代的快乐。然后穿过彭年叔家的门口，走过长弄堂，就到了我家的住区了。过了这个住区的下开墩，就到了我家所在的上开墩。这上开墩里住着三户人家，原来最外面住的是松寿伯母家，次是再仁伯母家（这两户现在都住着人），最里面的那一家就是我原来的家。 
我家西端的小扇子依然存在，但没有人住，已破败。正房门前放着一辆车，门虚掩着，里面没有人。移开车，我们推门入室，见到的是一派破落景象。哪有当年的写字台、八仙桌、长茶几等那些东西，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尘埃、蛛网、与破败的地板。里屋同样如此。过披屋，是厨房，邻是草屋，其破败度同样不堪入目。再往东走，有门挡着，从门的空隙处往里瞧，一眼是高高大大的荒草，那大扇子，那桂花树，那明堂，那楼房已荡然不存。呜呼，我可爱的家！ 
我又打问阿可关于茅山等方面情况。回答茅山庙早没有了，那茹峰亭也早没有了，那茅山风光也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又看了杨家的后新屋、新屋门头。在新屋门头那里见到了买我家房子房东的弟弟毛先生。我假试着说，我想买回我家的房子，其价多少。这位房东弟弟竟狮子大开口：“30万。” 
我们去看了斗门桥，斗门桥也破败了。 
时间到了2月21日。是日上午8时余，我二侄女远荣与她的丈夫施国峰同来。由施国锋开车，她们俩把我们从我们的住处接到了慈城大弟家。我终于见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大弟，他瘦了，但身体健康状况尚可，同时见到了我的弟妹王金珠。 
大弟所在住区名叫慈湖人家。其家面积不大，但房间布局合理，小巧玲珑，非常适合两人居住。房后有小山，步行片刻即到，风景优美，大弟常去那里晨练。 
进里屋，我向我的小侄女玉卿遗照鞠了躬。这位小侄女聪明能干，是位优秀的中学老师，语文、英语、书法，这三门课的授业她均可胜任。但她长期受到抑郁症的折磨，且有胰病，导致她过早地离开人世。 
稍坐不久，我们两人，弟与弟妹两人，由阿荣开车，去我父母的坟地祭扫，献上供物，点烛焚香，我们所有的人都向父母跪拜。 
已是中午时分了。我大侄女学军及其丈夫许雄华在一家酒店里已订好了酒席。除阿军家儿子许翔在杭州读书、阿荣家的女儿施泽楠在美国读书外，我们与弟全家人，赴宴吃饭，饭菜丰盛，吃的多半也是宁波菜。 
又回到了弟家。我们继续聊天，谈杨家的事，谈他往昔的事，谈我们之间的思念之情。弟耳背，我们借助纸与笔聊。 
关于杨家的事，我杨家有人，利用我家成分不好（大佃农）欺压我小弟，使小弟蒙劫难。 
已是午间时分了，我们俩兄弟合枕而睡，算是午休，但反复难入眠，遂起床继续畅谈。我们俩还对弈起中国象棋来，弟弟的棋艺比我高，但这次赛我们却各胜一盘。 
晚饭是在弟家吃的，很简单，但吃得很称心，是阿珠、杨扬烹制的炒年糕与宁波汤团。 
夜幕在不知不觉中笼罩大地，天空中早已群星点点，我们得离开了。晚9时，阿荣驱车来接我父女。弟与弟妹送我们下楼，我与弟弟拥抱握手告别，与弟妹告别。阿荣送我们至我住处。
去九江探望我小弟
9月29日，我与我长女杨扬去九江，看望我的小弟颐龄。我与小弟分手已经有二三十个年头了。
飞机到九江庐山机场是晚上9时，弟弟长子大波及其妻子易法平来接，晚投宿在远洲国际大酒店。晚10时，我的弟弟颐龄、弟妹何爱玉先期到宾馆迎候我们。见面，我与弟弟拥抱，相互问好。 
第二日一早，大波又来，与我们一起共进早餐。不久，我弟弟次子彭波来，他把我既住的宾馆退了，换成离我弟家较近的一家宾馆住，同时价位也可低一些。办完这些事后，由彭波的朋友驱车，他与我们两人、以及爱玉一同去庐山游玩，爱玉是特意陪我们去玩的。
庐山好玩的地方很多，我们选择了西线那条线路游。这里著名的景点有花径、险峰、仙人洞等。小波请了一位导游为我们作讲解。“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条线风景确实很美。走这条线路时有好多陡坡，小波搀扶着我走。此刻我突发感想：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已处于下山年段，务必百倍小心走好品德之路才是。游庐山有一个基本感受，庐山上气象变化莫测，好端端的天，不一会儿便云雾弥漫，欲辨识庐山真面目，难！ 
九江庐山 
晚上，大波、法平在一个较高级的酒店里请我们吃饭。到场的除我们两位客人外，还有弟弟、弟妹，大波夫妇，小波与妻子黄安娜及其儿子杨逸帆。酒吃到9时，大波的女儿杨婉婧从南昌赶到，她在江西理工大学读书。在宴中，我小弟讲述了他的悲惨身世，说到他在年小时务农等情况。此刻，我动了情，我讲了我的感受。我这么说，我幸运，幸运在我是我祖父的长孙，父亲的长子，我的幼年又是我家兴旺时期，使我有幸读了书。而稍后我家逐渐败落，大弟13岁务商去当了学徒，我小弟务了农。对此，我十分不安。我感谢两位弟弟支持我读书。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里已噙满了泪水。我激动地又说，我没有辜负爸妈、弟弟们对我的爱。我只读到高二就停学不读了。我读书，其中有一个学期的学费是我通过当小学老师所得的收入来支撑的。我上大学、读研究生都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毕业后我也是通过努力而取得较好业绩的。我还说，我的两位弟弟起初虽然遭遇了不幸，但经过他们的努力，现在业绩也都很好，如小弟的书法等。最后我说，关键的关键是要自强不息地努力才是，努力就有正果，就有好的收获。 
第三日，我们在大波、小波、婉婧的陪同下，一起游览了两个名胜。我们先看了白鹿洞书院，那是唐、宋等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千年学府，特别是经过宋朱熹的兴复与完善，名扬四海。我录下了朱熹的一首诗《劝学》：“少年已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一寸金。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以自勉。还录下了白鹿洞的著名教条“五教”。关于人伦的，要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关于“为学”的，要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关于“修身”的，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关于“处事”的，要做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关于“接物”的，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那里用过午饭后，我们最后去看了浔阳楼。 
再回到我小弟家，我观察了小弟简陋的工作室，他在那里开班向幼儿传授书法艺术。我仔细地欣赏了他所写的行书，楷书，草书之作等。他的书法成就已被社会承认，被诸多媒体褒扬。 
吃晚饭了，我的弟妹做了好多宁波菜。有毛蟹、鳝鱼羹、白切鸡、南瓜、煮毛豆、烤带豆、口味极好的鲫鱼烫等，可惜我午饭吃得太饱了，没法再消受这些美食，只是象征性地对各碗菜尝了一口。吃这顿饭时，我小弟名下所有亲人又全部到齐，显现出一番热闹景象，也体现了众亲人对我与女儿的一片敬重之意，谢谢众亲人。 
饭后，我与女儿请众亲人在电脑上看相片：有我80大寿的寿庆之照；有我们在杨家所照之照；有我们去大弟家所照之照；有我们与大弟一家去父母坟头扫墓之照等。 
时间已近8时，我们告别的时间到了，送我们去机场的车子也来了。我、杨扬与我小弟拥抱道别，与众亲人道别。见难别也难，依依，何日再相会。之后，由大波、法平送我们到机场。
我的“八十庆”与我校“六十庆”
“八十庆”，是指我马齿虚长80之庆。“六十庆”，是指我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60年之庆。 
2010年10月15日，我学校离退休工作处为我校年达80岁的老人举行庆寿宴，并送礼品，我参加了这个盛宴。凑巧，该日下午，学校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60周年纪念大会，感谢离退休工作处给了我一张票，我有幸参加了学校的这个纪念盛典。  (0) 
参加学校盛典有感想。60是一个甲子，甲子一轮回，本身就带着喜气。我校这个命名组建之喜，还伴着另外五个喜一起而来：9月9日第26个教师节之喜，祖国优秀传统佳节中秋节（9月22日）之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1个国庆之喜，祖国优秀传统佳节重阳节（10月16日）之喜，还有更为重要的是，9月9日我们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临中国人民大学之喜。 
我中国人民大学是从陕北公学走来的，它诞生于1937年。按此算，我中国人民大学华诞至今已有73个春秋了。 
60年前的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并成立。那天，在学校的铁狮子胡同一号（现在叫张自忠路3号）隆重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刘少奇、朱德、张澜、林伯渠、何香凝、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刘少奇同志还讲了话。从此我国才有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名的大学。 
我是1952年入校的。当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名的大学才2岁，还处于初创阶段，一切是很简陋的——学校教室简陋、图书馆简陋、校舍简陋，但我们在吴玉章校长领导下，艰苦办学，把学校办得十分出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具有德智体美全面素质的人才。 
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历届校领导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袁宝华、纪宝成等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不仅高楼林立，而且拥有着22000名学生，在全国高校排名中名列前茅。 
我中国人民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其办学宗旨是“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目标是把学校创办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校训是“实事求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上矗立着三个人字，他们肩并肩、手牵手，寓意三人成众，众志成城办学校；还寓意人民、人本、人文，以人民的意志，人本的理念，人文的精神办学。本着“大师、大楼、大气”思路办学，寓意办学一定要由德智素质极高的老师进行教学，要有优质的办学硬件，要有正确健康的校风、学风。办学的行动准则是“真情、真想、真干”，寓意是以真挚的情，真诚的想，真实的干把中国人民大学办好。 
胡锦涛总书记9月9日来人大考察时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指示、要求我们“弘扬光荣传统，不断改革创新，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创造更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你们把人民大学建设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胡总书记2008年3月15日也来过我校，指示我校：“发扬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我们要按照胡总书记的指示去行动。 
我是由人民大学哺育而成长起来的。我珍惜人民大学对我的培养，我将利用我的余生为我亲爱的母校做一些我力能所及的事。 
参加学校离退休处所组织庆寿宴有感想。感谢离退休处为温暖八旬老人做寿。人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人活80岁一点也不稀罕。以我人民大学为例，今年我离退休处属下八十高龄的人就有117人，加上已逾80岁仍健在的恐怕有数百人之多。 
在寿宴上我见到了多位年达80的熟人，他们原本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互相祝福着，祝愿大家长寿更长寿。其中有一位叫张正钊的，是他把我从芜湖安徽大学补习班选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的。我原本想读工，当时让我读人民大学的文科我还有意见，但在今天想来，我进人民大学没有错，读文科也没有错。假如说，在今天，我取得了一些业绩的话，多亏他，应该谢谢才对。 
感谢我校离退休处的同志对我们老人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体贴和关怀。
八旬结语
漫漫小路让我对八旬归结地说些话。 
惭愧，在我的教学岗位上，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特殊津贴之类的荣誉。只是在我行将退休之际，才喜获一个教授的职称头衔。 
然而，我却如辛勤农夫那样默默地耕耘着，如蜜蜂那样飞舞在百花丛中采集点点蜜汁。从这点说，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我的一生。 
我虽然平凡，但我却做着对社会有益的事。我自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在学校里做行政、政工工作，为学生服务；后去北医一院，为医生、护士服务；回中国人民大学后，我执教为学生服务，我爬格子著书写文章为社会服务。 
自认为在我已经走了的漫漫小路中，有三件事聊以自慰。 
一、我甘心做党的螺丝钉。自从我参加工作那天起，我一直是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叫我去土改，我就去土改。党叫我去安庆地委工作，我就去那里工作。党培养我，让我读书，我就好好读书。研究生毕业后，党叫我当教员，我就执鞭当教员。叫我做行政、政工工作，我就做行政、政工工作。文革后，党让我去北医一院工作，我就穿上了白大褂。并尽我所能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二、我做了几项很有意义的正确决策。在党允许我对工作作出选择的情况下，我决策。（一）1987年，在北医一院，领导考虑我今后工作去向的时候，我毅然决定回母校继续当教员。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假如说，我以后在事业上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与这着棋下得好有莫大关联。（二）既回人大，在面对当工经的教员还是当工企的教员这个抉择时，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已久久离开工业这条线了，那么就让我从熟识工业的最基本开始，并且选择从工业企业中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开始。（三）我当工企教员后，在面对究竟选择工企管理中的哪个专门化教学为好这个问题时，反复思考，我决定另辟蹊径——搞企业文化，扬己之长，又避开了与他人的激烈竞争。（四）1985年7月，在我成功地写出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后，有位叫梅岱的同志，时任北京工运学院的领导，请我去该院任某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且去从事院系行政工作，便会丢下我的专业知识，我婉谢。 
三、工作努力。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勤勤恳恳，土改，在安庆地委工作，在人大，莫不如此。1977年回人大到工企教研室后，领导同意我去一机部搞均衡生产，我就搞得有声有色，凭这份知识讲生产管理的课、写均衡生产方面的书。领导让我去大连培训中心去当案例编写员，我又做得很好，写了书，为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案例教学事业做出了贡献。搞企业文化，通过努力又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写《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书、写《兵法经营十谋》的书、写《企业文化新绿》的书、写《老子与企业管理》的书等，都是经过我辛勤的努力而得到的。 
我成绩的取得，要感谢党给我的培育，要感谢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帮助过我的同志，这些同志有： 
领导。他们有徐伟立（原工经系系主任）、杜秀珍（原工经系党总支书记）、石楚玉（原工经系副主任）、塞风（原工业经济教研室主任、工经系系主任）、方甲（原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院长）、李占祥（原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上面那些同志有不少已经仙逝）等。 
已过世的同志。他们有杨文士（原我校工经系工企教研室教授）、颜国维（原我校图书馆高级图书员）、方生（原我校经济系教授）、尹恭仪（原一机部生产局处长）、王惟义（原农垦管理学院管理系系主任）、林有成（原福建经济管理学院老师、副教授）等。 
其他的同志有：徐昶、魏万磊、吴一丁、孙平、王奇等。
我还有很要好的朋友，如：郭济兴、纪栋梁、周缜、张学信、刘权民、季文茹、陈世芳、姬宇等。
我《慢慢小路》得以出书，是得到了“回忆久久”公司的大力帮助，谢谢他们。 
今后我将继续走好漫漫人生路。
尾语
生命是盏灯，我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让我这盏灯燃烧得更加明亮，做个“五康（政治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生活健康、身体健康）”老人。 
生命是条河，它流淌着，我愿我这流淌着的水是清澈的，并是春水，往东流，长盛。 
生命是杯茶，请细细地品，品过去了的光阴，望今后的岁月，愿我这杯茶散发出来的味是清香的。
小路漫漫，行行复行行，八旬高栏已越，攀登明日期颐，杨先举在继续漫漫走着路。